高教经费如何花在刀刃上

　　本报记者 叶铁桥 甘丽华

　　有媒体曾报道，中部某高校为聘请中央某部委一位局级领导为兼职教授，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里包了一个豪华大厅举行聘请仪式，中午宴请时，光主桌饭菜就花费1万多元。

　　“这不算什么，我还看到过更离谱的。”当本报记者说到这一情况时，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邵鸿的反应如出一辙。他们两人都有长期在高校任教的经历。

　　“国家的教育经费既存在宏观上的整体不足，个别地方也存在效率不高、奢侈浪费的问题，两种现象并存。”不久前刚卸任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的田淑兰委员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加强教育经费监管，确保经费用到教育一线，在目前尤为重要。

　　近年来，一直为“4%”呼吁的代表和委员们备感欣慰——虽然国家财政性教育占GDP比例4%的目标仍没实现，但政府对公共教育投入在逐年增加。

　　然而，另一个问题却也更显急迫：随着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巨额资金如何得到有效监管？有分析认为，这比实现4%的目标，更为关键。

　　缺钱和乱用钱现象并存

　　2006年，造型庞大绵长、气势恢宏的聊城大学南大门的照片被贴到网络上，引发了对“高校豪华校门事件”的追问。同时被追问的，还有南昌大学新校区大门。那是由一组长达百米的水泥柱子构筑的，围成半圆形，包着一个大广场。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邵鸿委员曾在南昌大学工作10余年，曾任副校长的他，曾担任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他告诉记者，现在来看，大门确实造得大了一些，但当时是想配合校园的整体规划。

　　2007年，邵鸿曾在两会期间提及南昌大学的债务问题，“负债20亿元，每年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不到3亿元，每年仅够付息，需采取用新贷款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

　　新校区建设正是南昌大学债务危机的重要根源。据本报记者2006年从南昌大学新校区建设指挥部获得的数据，“新校区占地3600亩，校区建设一共花了12亿多元”。

　　事实上，像南昌大学这样，在21世纪前10年，“圈地贷款兴教运动”在全国大部分高校上演过。校园全往“花园式校园”看齐，大门则追求新、奇、峻、美，这导致不少高校爆发债务危机，负面效应至今拖累着一些高校的发展。

　　建设热潮还滋生了腐败土壤。2009年10月，武汉大学发生“大地震”，该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常务副校长陈昭方，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主要案情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还涉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10亿元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

　　近年来，仅湖北省，就有包括湖北美院原副院长李泽霖、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国民和原校长刘光临、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高校领导落马，问题则大多出现在基建、后勤、采购、招生等方面。

　　更发人深思的是，在高校债务缠身、腐败频发的同时，高校绩效却不尽如人意。

　　2009年12月9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报告对教育部直属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进行的绩效评估显示：近半数高校在2006年~2008年3年间呈现出“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仅有29所高校呈现出“产出大于投入”的较高效益。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几年前就曾“叩问高校经费实情”，认为“大量资金投进去，如果产出的只是大校舍、大招牌、大编制，教育质量却降低了，从教育上看就是低效益、大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