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焕秋的家里也经常高朋满座，大家不是去送礼，而是找他谈工作、诉苦、请求帮助、提出建议。当时绝大多数教师家里没有电话，于是随时会有人敲门找他，他也来者不拒。“校内的情况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教工当作朋友，学校遇到什么问题，他都能和你平等交流，将心掏出来给你！”曾汉民说。

　　无论在位还是离休，焕秋同志出行都是和老伴坐公交车，生病了要吊针也只是去校医院，从来不搞特殊。而且，虽是中大老校长，但黄焕秋7个儿女没有一个沾上他的光在中大工作。他的一个儿子在高考中已经上一本线，身为中山大学的领导，如果向学校提出录取照顾的要求，在当时是有条件的，但黄焕秋说“他什么样的成绩就应到什么样的学校读书。”最终，这个儿子在福建完成大学学业。

　　知人善用 爱才如命

　　“尊重知识分子，爱惜人才。”即使在风雨如晦的“文革”岁月里，黄焕秋的用人理念也从未被动摇。在此期间，冯乃超、黄焕秋等学校领导仍然顶住政治风雨，最大限度地保护知识分子。

　　“文革”初期，中山大学化学系一位教授被公安部门审问，原因是在广州解放前曾有国民党特务在他家中住过，但这位教授对这个人的身份却是一无所知。平时不问世事的化学教授，对突如其来的审问深感委屈，愤而离开中大到其他高校任教。黄焕秋与时任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的冯乃超亲自到武汉登门道歉，将这位老师请回中大。

　　“文革”结束后，也正是黄焕秋代表学校，一个一个地敲开了商承祚、容庚等“国宝”级老专家的家门，为他们落实待遇，说服他们复出，为中大的学术发展重新打开了局面。

　　上世纪70年代，中大要恢复外语系， 师资紧缺，中大只能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如果过分关注历史问题，很多人才都无法招回来。”长时间担任中大人事处负责人的罗畹华说。一位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关先生，熟练掌握外语，由于受过审，未受重用，成为电影厂一名闲散人员，黄焕秋还是把关先生聘到学校。

　　还有一位潘老师，是中日混血儿。“日语相当于她的母语啊！”罗畹华回忆说，但潘老师没有大学学历，录用与否，学校经过了激烈的讨论。但黄焕秋考虑到她日语口语十分地道，坚持把她要了进来。

　　黄焕秋对人才的爱惜在他离开了校长岗位后也没有改变。黄天骥回忆，1995年，已是中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他有一次在校道碰上已经退休的老校长黄焕秋，老校长因地理系一位优秀的教师未能评上博导而伤心落泪，感叹有些人业务上很出色却没能评上博导，深感学校没能让优秀教师发挥作用而痛心。“从来没看见老校长在我面前哭，还是为别人的事情。”黄天骥感慨地说。

　　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开拓者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教育家、老红军、副部长级(正部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黄焕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2月28日凌晨2时43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黄焕秋同志出生于1916年7月，广东惠州人。1933年9月就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1935年12月积极投身“12·9”爱国学生运动，参加中共领导的“突进社”，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在罗定和韶关(曲江)地区开展党建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从事文教统战工作。1946年6月到香港参与筹办为党组织培养干部的达德学院，担任教员兼教务和党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黄焕秋同志历任中共香港工委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共香港工委群委书记，中共华南分局青年妇女工作组组长、青委书记，参与华南地区青年运动领导工作。建国初期任青年团华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华南团校校长等职，受到广大青年的爱戴。1953年8月起，黄焕秋同志接受党的安排，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历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顾问、中山大学校友会会长、中山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等职(期间曾任暨南大学教务长、党委常委、副校长)，1982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1992年3月离休。

　　黄焕秋同志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华南地区青年团重建和青年工作的领导者之一，他为广东高等教育和青年工作发展，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黄焕秋同志热爱教育、热爱中山大学、热爱师生员工，尤其注重爱护广大知识分子，坚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黄焕秋同志为党的事业、为中山大学的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奉献一生。

　　黄焕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0年3月6日(星期六)上午10时30 分在广州市殡仪馆白云厅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