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恢复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此一举，就奠定了此后整个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牢不可破的民意基础。“国家有正事儿了！”连我们村祖祖辈辈全是文盲的一位老农都为之拍手叫好，“怎么能让交白卷的人上大学呢？”

　　邓小平当年“高考新政”所获得的万民拥戴般的成功，永远值得有司在制定、调整教育政策时借鉴和深思。考试是可以改革的，但决不可以被取消。你如果觉得对学生“素质”重视不够，那么就多考“素质”好了。但不能像个别信口开河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说到“两会”上去的那样，干脆废除高考，把“察举制”、推荐保送制再请回来。

　　近日在就纲要召开的座谈会上，温总理说道：“教育公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公平。”这其实是我们讨论一切与教育有关的问题的认识前提。无论如何，你不能不承认，教育机会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对进入社会的起跑线的竞争。教育机会的分配规则，必须是公正无偏的，其设置的标准必须是所有常人通过自身努力皆能达到的。

　　我们的专家们老是批判“只差一分就没有学上”对学生是多么不公，但你听说过有一个人因为差一分没被大学录取去上访的么？在规则下的失败，人们认栽。反过来，若是被山东最近暴露的那批假马拉松选手们这样的“特长生加分”挤下来，你试试看！

　　去年年底本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6.6%的受访者将“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政策，让考试重归‘裸考’”选为推进“教育公平”的首选改革措施。这个结果遭到了个别专家学者的嘲讽，指责民众自相矛盾，“一边呼唤素质教育，一边要求‘裸考’回归”。专家担忧：“一旦推进这种版本的‘教育公平’，实现‘素质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环境将永无来日。”

　　这是站在主流民意对立面上的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市场的一种“主流专家意见”。但他们忽略了，民众痛恨的并非“加分”本身，而是弄虚作假谋求“加分”的愈演愈烈的腐败。各种学科竞赛优胜者、具有真正的特长者获得加分，甚至免试保送，老百姓从来都没意见。那些体育明星免试进各大名校，老百姓也没几个人反对。对于真正的少数民族学生加分，大家也少有异议。民意要求“裸考”回归，实质上只是在呼唤杜绝“加分”环节上的腐败而已。

　　另外，有些人总是不假思索地把“考试”和“素质”这两个本来不同范畴的概念对立起来，似乎“素质”都是不可测量的，只能靠“察举”；重视分数一分，素质教育就会被弱化一分。本来，对这种概念的混淆，清华大学秦晖教授10多年前早就已经给辨析得非常清楚明白了，但直到如今却仍有大批学者夹缠不清，不停地发动“素质”来斗“应试”。教育行政部门则长期被夹在“专家意见”和“民众意见”之间左推右搡，两边挨骂。

　　真正自相矛盾的正是这样的学者们。他们一方面高声呼吁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一方面又在怀念那个最不准许有个性、不准许独立思考的“文革时代”的推荐保送制度；他们一方面高调反对教育行政化，另一方面却又在呼吁行政机关不要顾忌多数民意，强行推动符合自己理念或利益的所谓“教育改革”。这才是最让人担忧的。

　　说了这么多对“意见”的意见，还没有直接说我自己对于纲要本身的意见。我的意见无他，就是从上面引申出来的三句话：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让人民满意。有此三条，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