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贵平走过的地方，很多孩子才只有七八岁，一切生活都要自理。一些地方甚至没有食堂，没有人为学生做饭，住校的学生每人自带一个小炉子，清早起来，用自带的树枝烧火做饭，天天吃白饭和酸菜汤。

　　有些父母为了照顾孩子上学举家搬离故土。在山西，一些家长告诉杨贵平，“如果在乡下还有地可以种，现在到了大村镇，没有办法，只有下煤窑。”

　　与中心校的拥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经落寞的村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许多县教育部门规定学校要在村庄2.5公里之内，以便学生就近上学。

　　而今那些曾经让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小，或被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了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

　　据湖北的媒体报道，湖北省一革命老区在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建起了76所希望小学，而今58所小学或卖给农民种庄稼、养猪养鸡，或作为村委会办公之用，或一片荒芜。

　　“这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不是孤例。”她说。

　　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

　　除了生活上的困扰，学生在中心校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中国学校的通病——应试教育。

　　“撤点并校”的目的是整合有限的教育资源，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而这种优质教育通过什么体现出来呢？杨贵平发现，学生的分数是唯一的答案。

　　寄宿在中心校，孩子离开了父母，离开从小生长的乡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封闭式的教学环境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不到两个小时的课间休息及运动，其他的时间就是背书、做作业。

　　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好成绩，以后可以考上高中，上大学”。

　　然而，许多农村老师反映：“不管我们怎么拼命，学生成绩还是上不去，课文太深，和学生生活不结合，学起来困难。”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深入中国农村的杨贵平有着这样的观察：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四五岁就要开始帮着父母做各种家务和农活，烧饭、带弟妹、挑水、喂猪、种菜等等。在劳动中，孩子逐渐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勤劳、动手的习惯，也培养了对土地、对自然、对家乡的感情。

　　可当孩子们集中住校以后，每天面对的就是课本，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老师画给学生的远景和学习的动力是离开农村。

　　“学生们变得越来越轻视劳动，不会劳动。”一些家长在接受杨贵平访问时常常感慨，“读书越多越懒，越不会干活。”

　　在杨贵平看来，在农村，没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教育标准，只有应试一个目标，只会给农村带来灾难。

　　乡土中国走向凋零

　　多次的实地调查让杨贵平见证了一个个中国村落的凋零。

　　山西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原有100多户人家，村里有个小学。学校被撤了后，孩子要到中心校住读，仅仅两年间，就有30多个家庭搬走了，搬走的农民离开了家园，土地也荒废了，“留下的村民大多是最贫困，最没有办法的。”

　　一个北方乡村，村里原有的一个小学有一至五年级。撤了五年级后，9个家庭随上学的孩子搬走了。四年级学生的家长，也有十几家准备搬走。村主任眼见学校办不下去，村子就要死了，于是四处奔走，希望能保住学校，保住这千年的古镇。

　　对于这种变化，杨贵平有着更深刻的思考。在她看来，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学校的老师是最被尊敬的，孩子则给乡村带来了欢乐和希望。撤了学校，村里没有了中心，多数时间里没有7岁以上的孩子，一些年轻父母也随着孩子离开了村庄。

　　“一个村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年轻的父母，也就渐渐走向了衰亡。”

　　杨贵平对此充满忧虑：孩子六七岁就离家住校，在封闭的环境里接受应试教育。可10年寒窗苦读后，能考上大学的不到10%，但这些孩子很难再回到农村。而离开土地的父母，在城镇找到长期稳定收入的机会同样渺茫，他们再回农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这些孩子，这些父母，以及逐步走向衰落的村庄，他们的前途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