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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各庄乡的打工子弟学校几乎都面临着拆迁，但有几所学校却还都没有开始动手搬家。那些桌椅、黑板、半年前刚刚安装的锅炉没有地方搁置，办学者希望为过去的投资得到“合理补偿”。

　　他们向各级部门寻求解决办法，在各自的村委会、崔各庄乡政府、朝阳区政府、朝阳区教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政府之间奔走。但很少有部门作出明确的回应。村委会告诉他们，“既然是和房东签的合同，就应该去找房东”。拆迁办则表示，“我拆的是地上物，你们是办学机构，得找教委。”

　　2月8日腊月廿五上午，4名学校举办者和两名幼儿园举办者来到朝阳区教委。接待上访的工作人员表现得很无奈，连说，就算要赔偿，“也应该是崔各庄给钱，不是我们教委给钱啊。”更何况，这些学校本来就属于“非法办学”。

　　位于朝阳区的63所打工子弟学校，只有14所获得了办学许可证。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所长张连海告诉记者，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条件很差，几乎都无法达到《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办学要求。“已经是将办学标准控制得低到不能再低了”，才批下来这14所。从2005年开始，再没有打工子弟学校取得过这类许可证。

　　正在上访中的好几所学校，都曾被教委要求过“停办”。可这群举办者坚持认为，“教委就是我们的娘家”。

　　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教委常常给他们开会，对这些校长和教师进行培训。在大望京村的打工子弟学校拆迁时，他们也曾经按照教委的要求，“无偿接收大望京村的学生”。

　　目前，朝阳区的外来人口子女达10万人，占整个北京市外来人口子女的四分之一。公立学校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这样庞大的群体，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尽管它们中的许多已存在超过10年，但毕竟缺少一张“办学许可证”，而这恰恰是获得赔偿的关键。

　　半个多月过去了，他们的赔偿诉求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尽管这已经不是第一所或第二所面临拆迁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但至今仍没有“有关部门”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问题不可能一天就解决。快过年了，等到春节后我们会帮助协调。”在接待上访中，朝阳区教委作出了这样的表态，“但我们肯定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学。”

　　在区教委待了近3个小时后，这些校长带着这个答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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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拆迁补偿的博弈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打工者及其子女，却是缺席者。

　　住在文德学校附近的蕾蕾，她的父母在奶西村开了一个小饭馆。蕾蕾1岁的时候来到北京，今年上二年级，但她还没有“进北京城里玩过”，最喜欢去的地方只是“隔壁的小朋友家”。

　　蕾蕾的父母每天都能看到那座正在被占领的学校，他们听说自己的小饭馆也快要被拆了。未来是如此迷茫，“搬到哪里去？再找什么学校？我们也不知道。”

　　在能够联系到的尚未离京返乡的家长中，尽管有些是从记者口中才刚刚知道学校即将被拆，但他们的表现都很平静，“拆了就重找地方，还能怎么办？”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他们只能向更远处迁移。这个城市可能已经让他们习惯了不断寻找新家。

　　也许，孩子们刚爱上自己的学校，但他们不得不离开。

　　文德学校四年级的小骥在学校外面和小朋友玩。天气太冷，他被冻得鼻涕都淌出了半截，却很兴奋地从院墙外看着狼藉的校园。有人问他，“你知道学校里为什么变成这样吗？”

　　他吸了一下鼻涕，很自信地回答：“我知道！学校要把滑梯盖得更好。”

　　半个月之后，谁将在紧锁的校门前告诉他真实但残忍的答案？(记者 赵涵漠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