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多名教授批评学院学术政策。事因法学院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按工作量分配”绩效工资导致多名教授对此不满。

　　按照北大法学院方案，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次；教师工资则按照工作量来分配，如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等。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没有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绩效工资所得可能还不如刚入职的行政工作人员，而教师间绩效工资可能相差几倍。

　　以上方案，实在令人熟悉不过，人们称之为“表格学术”、“指标学术”。这种分配方案，被认为是造成大学功利化、把大学教授作为“学术民工”、催生垃圾成果的坏方案。正如温总理刚刚谈到的“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为何北大法学院在事先未征求教师意见的情况下，执意而行呢？

　　早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取得共识，接下来就看行动”。可这样的“共识”，为何在现实中找不到实践的影子？

　　不错，大学去行政化、去功利化，社会呼声很高，教育官员和一些大学校长也常慷慨陈词，可是，再看大学校内，校长刚说要尊重教育规律，马上就通知教授停课来接待上级部门的来访；学校发文要成立学术委员会，可召开学术委员会却要看校长们的时间，校长不出席，会议就改期；学校在公开的会议上要求教授们“耐得住寂寞”，有“出大成果、做大事”之气，可会后下发的文件，却是考核表格。

　　其实，大学领导的“共识”，与民众的“共识”，表面上同有所指，但理解完全不同。比如，对“学术与行政分离”，民众理解的是校长等行政官员不再从事学术研究，避免利益均沾；可校领导的理解是，学校行政官员只是不再在学术委员会等机构里担任职务，自己院士照评、教学名师照当；对“重视学术质量”，民众的理解是要看教师的学术价值和贡献，而校领导的理解是在国际刊物、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对“大学的国际化”，民众的理解是大学要融入国际竞争，而大学领导的理解是招多少海归学者；对“保障办学自主权”，民间的意见是大学要恢复教育属性，淡化行政色彩，可大学领导们想的却是提高大学行政级别，这样地方政府就因级别问题而难以干涉，有支持者甚至搬出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的模式来佐证，认为校长级别高，是官本位社会落实自主权的最有效途径。

　　大学改革的主张总是迥异，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每个主张背后，都有利益诉求。高等教育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并不天然一致，从这点来说，北大法学院的选择不难理解，院领导们的主要利益诉求，是本单位的论文数、成果数多，以及行政人员不吃亏。更关键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诉求，可以不在考虑之列———假如北大法学院实行教授治院，这种方案哪有出台的可能？

　　是故，在世界的一流大学中，都设有利益博弈机制，从大学理事会，到教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共识与行动，是通过博弈而来。

　　所以，教育改革要真正形成共识，付诸行动，关键就在于充分的利益博弈，可目前这种博弈极不充分，基层教师、学生的意见，并没有纳入决策程序；教育官员和校长们的表态，并不受监督，说归说、做归做，所以改革的设想很美，改革的实质很少。

　　但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不重蹈覆辙，所以，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无机会参与这一决策的讨论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