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培田属于典型的中国乡村宗法制社会，有着健全而发达的乡村自治系统。而培田的村落自治还有一个特点，即以兴养立教为己任。

　　清同治年间，尽管尊师重教在培田已蔚成风气，但延请先生，赴县、省、京应试毕竟是一笔可观的花销。族中一些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无力负担，被迫弃学务农，或外出经商。当时族中虽有义仓，用来救荒济贫，但尚未有义学。族人衍庆堂五亭公考虑到“吾乡虽有义仓，而实业无多，恐形支绌，且有养无教，尚留遗憾”，遂慨然表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未及实施便赍志以殁。其夫人遵其遗命，捐出村北苦才坑内良田30余亩，充作义学资金，称为“经蒙田”。其后，村中3位家资富有的族人吴华年、吴震涛、吴拔桢相继仿效，“立捐义仓义学田字据执照”，并郑重声明：“永为族中义学公用，不得别用”，以“期望教养有资，人才辈出”。

　　这两代吴氏族人的共同努力，为培田村兴养立教奠定了物质保障基础，并且也起了表率作用。在培田村吴氏家族的不同支派中，均有专门用于文教与科举事业的族产。例如，十七世南村公派下五大房，在分家之计专门设立了“经蒙田”，每年共收田租稻谷30担。南山书院每年的经费便是由南村公祠承担的。全村最多时义学田年收租谷达6000担，用于放贷后年年生利，本金不动，为兴养立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培田族绅吴爱仁在其所撰《苦才坑经蒙田说》中说：“有志之士，不亟亟成其名，惟孳孳苦其学；学已苦而才自成，才已成而名自成，此理之有必然者。特是人自中材已降，类不能无终窭之嗟；枵其腹而诵，声如金石者有几人哉！此苦学又不可无资助也。”这番话道出了培田人倡立此举的良苦用心。据族谱记载，当时培田村的义田分为：祭田、经蒙田、秀才田、婚田、流税田、义田。对此，培田村《南邨公尝租跋》中这样解释：“祭田者，所以敬祖宗也；婚田者，所以绵子孙也；流税者，所以济衣食也；经蒙田，所以笃栽培也；秀才田，所以嘉上进也；义田者，所以宏奖赏也。不宁惟是有祖宗而后有子孙，有子孙而后有衣食，衣食而后有栽培，有栽培而后有上进，有上进而后有奖赏。六者有相循之义，无可缺之。”在今天看来，正是这样一个有机的循环系统维持了生生不息、绵延五千年的农耕文明。

　　培田人对于兴养立教的考虑可谓周详之至。清代后期，为便于族中学子上府治汀城(现长汀县，当时培田属长汀)应试，培田吴氏族人在长汀先后修建了八四公祠与南村公祠，为培田学子提供一个赴考的栖停场所。福州与培田相距千里，“大凡赴省、乡试者，赁屋艰难”，村中两位族人吴泰均、吴昌同又共同捐资在福州购屋，辟为“吴氏省垣试馆”，不仅培田吴氏子弟，一府所属“八邑之凡姓吴者”，赴省应试，一律免费提供食宿。

　　为了使兴养立教的传统能够代代相传，培田一代代吴氏家族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清后期，经由十九世引斋公诸兄弟牵头，重新修订了助学奖励制度，其中对经蒙田的奖励分配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每年收入得若干份匀给。入馆者收一份，入经馆而与考者收二份。入经馆而不与考者，只收一份；与考而不入经馆者为师设馆亦收二份；有先捐监职，而复考童试者，既以监职收租，即不得跨收馆租谷。庶息纷争，以昭平允。”新修订的制度还把在学无人、捐纳无人也纳入了考虑，做到“本末兼该，先后不紊乱，一切章程，了如指掌”。新修订的制度除了对参加庭试、乡试、会试的学子给予奖励外，也还奖励参加县试、府试、乡试、会试的成绩突出者。如：

　　文武乡试每贴闱费银三两五钱正；

　　文武会试每贴闱费银50元；

　　文武举人每贴花币银100元正；

　　……

　　状元、榜眼、探花则可得奖励花币银200元正。

　　彼时1元可买稻谷180斤。

　　尤为难得的是，培田村民不固守陈规，“因时变通”。清末光绪年间“创行新政，停科举、立学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培田村随即拟就适应形势的《续议新章》，开列出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留学各等奖学金。另外，对于族内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留学的毕业生，分裔资谷或春节祭祖分猪肉时，按1∶2∶3∶4∶8的比例分配。这种奖励制度一直延续到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