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

　　从北京西站坐K571次列车，24小时抵达福建西部的连城县朋口镇，再从朋口坐20分钟的汽车，便到了宣和乡培田村。穿过村口的石牌坊和风水林，一条石砌的村道一直通到村边。

　　据族谱上记载，培田村的祖先自元末由中原南迁至此地。经过近千年的生息繁衍，到清末时，已形成一个有300多户、1000多人口的村庄。村内有30余幢建于明清时期的高堂华屋、21座祖祠、5个古书院、2座跨街牌坊和一条千米古街，共同组成一个相连成群、布局讲究的建筑群落，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

　　这个建筑风貌保存良好的山村不但是一座活的农耕文明的宝库，更印证着中国民间教育曾有过的辉煌。当年，这里既有以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为核心的传统仕子教育，也衍生出以培训生产技能、生活礼仪为任务的乡土教育，两者相互交汇、融通，构成了明清时期培田独特的人文图景，也带给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深远的启示。

　　中国乡村存在着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

　　培田原名“赖屋”，据说最早在村中落户的人家姓赖。培田吴氏三世祖迁居于此之后，将其改名为培田。《礼记·中庸》云“故栽者，培之”，其中也蕴涵了培田人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意识。

　　据族谱记载，培田第一所学堂叫“石头丘草堂”，创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为吴氏七世祖出资兴建。之后村中吴姓族人相继仿效，以“房”为单位争相设塾立馆，自此开培田兴教办学之风。

　　明清两代培田有书院9个：肖泉公书馆、十倍山学堂、白学堂、义屋学堂、伴山公馆、岩子前学堂、清宁寨学堂、南山书院、紫阳书院。一些族人还将住家辟为私塾，如第十九世的吴氏二兄弟将住宅中一花厅辟为私塾，“池兰馥郁，图书翰墨，雅致宜人”。此外，村中还有家塾5处，童蒙、蒙馆9所，以及接近于专业教育的“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妇女学馆“容膝居”等。这些书院、蒙馆与家塾遍布村中。彼时全村有“十户一塾，一户十匾”之称，处处可闻琅琅书声。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容膝居”。锄经别墅建于明朝后期。“锄经”两字顾名思义，与耕田种地有关。别墅的门联为“半亩砚田馀菽粟，数椽瓦屋课桑麻”。明代培田村民经常在此请经验丰富的老农向晚辈新手传授种田经验，颇似今天的农业耕作技术讲座。

　　到了清初，村里又增加了手工技艺教育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建于康熙年间的“修竹楼”。门口有楹联：“非关避暑才修竹，岂为藏书始筑楼。”修竹楼以交流手工艺为主，培田祖先精湛的泥、木、雕、塑、剪、编织等民间技艺大都源于此。当时推动这一工作的是族内的文昌社。其总理(即负责人)“每逢作课，亲临监督，虽事剧必构一艺，以为倡，呈请先达评定甲乙优加奖赏”，可见其认真程度。

　　至于容膝居则更令人称奇。容膝居建于清嘉庆年间，为吴氏十八世祖吴昌同捐资建造。“容膝”两字源于陶渊明《归去来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据说，当年培田村一位姑娘出嫁他乡后不久，即被“休”了回来。经了解，才知是该姑娘缺乏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导致夫妻之间房事不谐。由此，培田村民将“容膝居”辟为向族内女性传授生理卫生知识之场所，请老年妇女向待嫁姑娘讲授婚育知识。这大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婚育学校。在“容膝居”天井照壁上，至今赫然书有“可谈风月”4个大字。

　　不过，据村中一位80多岁、当年参加过妇女学堂学习的罗兰芬老人说，办学堂是为了让嫁出去的女儿和娶进来的媳妇都能知书达理，掌握必要的生活知识和日常礼仪，以便与大户人家的身份相称。据记载，光绪年间新教育兴起，学堂曾由长汀县督学亲自批准并注册。为此，县里还专程派人来村里检查学员人数、教师情况、讲授内容等。据老人回忆，学堂的学习内容很多，主要是学文化，有写字、读书，还有算术。学算术是为了能记账，同时也帮助那些失去丈夫的妇女管理家产。此外也学女工，如绣花、剪纸、制衣、做鞋等；还学做家务，如洗衣做饭、养猪养鸡、纺线织布……当然也包括一些婚育知识。最有意思的是，在学习之余，学堂还组织姑娘、媳妇排练小戏，如《小姑贤》、《孔雀东南飞》等。学员中既有过门不久的媳妇，也有待嫁的闺女，还有年轻的寡妇，最大的二十六、七岁，小的十七、八岁。这所学堂一直办到上世纪30年代，其建筑至今保留着。

　　“容膝居”、“修竹楼”与“锄经别墅”这几所学校的存在令人想到，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主流教育”之外，明清时期的中国乡村还存在着另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它如田头地角开放的野花，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科举教育形成互补，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教育多元而开放的人文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折射，也是孔夫子“有教无类”教育理想的生动实践。它带给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新的认知，并因此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与“平民教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