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冉 本报记者 唐轶 李松涛

　　挣得少，花得多，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是继续蜗居在喧闹的城市当蚁族，等待发展的机会；还是回到二线城市享受悠闲与怡然自得？

　　在人生规划的这道选择题上，没有对错。

　　按照1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有611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就业率为87%。这个数字超出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预期。

　　然而在超出预期的就业率背后，大学生蚁族的故事却在2009年末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在就业率高低吸引眼球的同时，就业结构、就业地域不平衡的矛盾备受关注。

　　与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北漂没什么不同，蚁族不过是学者为那些坚持到大城市追寻梦想而暂时生活不如意的年轻人起的新名字。在外人看来，生活艰苦的蚁族、北漂生活背后，是年轻人对于就业选择的不同理解。坚守大城市，还是回到二线城市就业，即将毕业的每个大学生心中都曾有过纠结。

　　是考虑生活成本，还是更看重未来预期；是要安稳，还是艰苦打拼？在就业的选择上，怎样才是理性的态度。似乎并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对错。

　　与其在大城市当边缘人，不如到二线城市做主流人群

　　“生活在大都市，在写字楼上班做白领，最好是旅游业的白领。”这是一年前丽川心目中理想工作的定义。对就业选择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和发展预期，丽川并没有太多关注。但几个月大城市生活的沉重成本撕碎了这个成都女孩的都市梦。

　　和周围大多数同学一样，这个四川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女孩子一上大四就忙着找工作，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等专业招聘网站是丽川几乎每天都要浏览的网站。

　　在成都本地小公司做销售类工作机会有不少，但丽川不甘心，总觉得自己的天地应该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广州一家公司来到四川大学招聘。根据广州总部开出的工资标准，住房补贴600元,全勤奖金800元,基本工资1800元。加起来是3200元，丽川觉得可以签了。

　　填报分配去向时，一位销售总监问她：“愿不愿意来广州？”丽川没多想，就写下了广州，她填报的其他城市还有重庆、北京。

　　2009年7月4日，一毕业，丽川就到广州参加培训，工作的名称是销售管理培训生，向上的激励是，“促销做好就可以做组长，再升督导。”

　　在广州，原本并没有想过的生活高成本残酷地摆在面前。

　　“在广州租房可真贵，天河区的房子，三室一厅要四五千元，一个人住一间要1500元左右，还要交物业管理费、中介费……”丽川发现，如果这样，3000元出头的月薪很可能都吃不饱饭。

　　几个新来的同事不得不放弃城区的租房计划，选择了广州城乡接合部的城中村。

　　丽川和两位男同事住进了天河区的“棠下村”。而丽川上班的地方在黄埔区，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多小时。

　　棠下村就是一条很窄的街道，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小房子，差不多有上万人挤在这里。

　　丽川租了一个二楼拐角的单间，一个月500元。这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连电视都没有。让丽川很不舒服的是，自己房间的窗户就对着另一户人家的墙，间距不超过30厘米，这样的遮挡让丽川的房间半年内几乎没有阳光。

　　脏是另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丽川买来的电风扇，扇叶擦干净不超过一个礼拜又全黑了，到处是灰尘。

　　在广州炎热的夏天跑了3个月后，丽川被转去做行政助理。每天的工作就是准备数据、做表格、写报告……

　　“你根本不知道做这些分析有什么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成就感。”丽川说。

　　除了这些，让丽川不能忍受的是孤独。晚上，丽川不敢一个人在城中村里逛，索性不出门。没有电视，回家只能对着电脑屏幕上网，夜里还总是失眠。

　　这样的生活让丽川觉得快精神分裂了，逃离的想法不可遏制。

　　“一开始我还想着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最重要的是没有奋斗的动力。”在广州生活4个月后，丽川向主管提出了辞职。

　　领导批准了丽川的申请，2009年12月底，她回到了成都分公司。经过面试，丽川进了人力资源部。

　　有了两个城市生活成本的对比，丽川发现，这个问题很重要。

　　在成都，丽川的月薪为2700元，比在广州少。但她在成都市西南二环内一处公寓楼租了一个单间自己住，空调电视一应俱全，租金只有450元。

　　相比较在广州每天从住处到公司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成都，丽川上下班走路只需要8分钟。

　　自己做饭、自己洗碗，吃完饭还可以到成都的大街上散散步，闲时逛逛街，或者找大学同学出去摆摆龙门阵或者吃夜宵。一个月还能存1000多元。

　　尽管不知道存钱干什么，但是看着存折里的数慢慢涨起来，丽川很有成就感。

　　工作不到一年，丽川却经常忆苦思甜。“想着在广州那半年吃的苦，我现在很满足。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与其在大城市当边缘人，不如到二线城市做主流人群。”丽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