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杜玉珍第一次感到害怕。转正迟迟没有消息，报纸上却写着没有大专文凭就不让教初中的消息。

　　杜玉珍硬着头皮去找校长，求他说，您让我去进修吧。杜玉珍说，那个时候，代课教师是不给进修的机会的。

　　代课教师

　　转正希望渺茫多次反映情况

　　工资少得可怜，他们觉得丢人，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就刻意避开正式教师，财务催了才去领。

　　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教师节前发出文件，要求在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杜玉珍这次是真的看到了希望。不过后来，杜玉珍和田士明都发现不对劲儿，有的报纸登出了报道，说北京已经不存在民办教师了。

　　“那我们是什么？”田士明其实早已感觉到被清退的压力。

　　田士明说，十多年里，每次开会，校长都会有意无意地挤对这些老师，称呼上也发生了变化。最早，田士明还被称为教师，后来成了民办教师，而到了1996年之后，他们又开始被称为代课教师、临时代课教师。

　　田士明觉得，这种称呼的变化，带来的是这批教师转正希望上的渺茫。

　　校长是希望这些老师受不了挤对，自谋生路去。杜玉珍说，果然，有很多老师受不了，选择了离开。

　　受不了的不仅仅是称呼。从1992年工资制度改革，正式教师工资一路上涨，从每月几百块钱变成了一千多，又逐渐涨到三千多，田士明的工资也发生了变化，可是从一百多逐渐涨，最高时候，一个月三百块。

　　每次发工资，民办教师们都不愿意去，总是大家都领完了，财务催了，他们才去领。“真就觉得丢人。”杜玉珍说。

　　田士明不会闹，只会拿起笔杆子写信。

　　他给北京市教委写信，给市政府写信，给原国家教委写信，还给国务院写信，他也不知道这些信领导有没有收到，但是，至少很多信都转给了昌平教育局。

　　田士明说，有一天，局长顶不住了，找了一辆车把写信的老师一起接到了教育局，批评了一顿。

　　临时工

　　十几年教书工作换来一纸感谢

　　被清退的时候，她哭了，流着眼泪求着校长为她写了一张奖状，这也是她唯一的奖状。

　　2001年的那个暑假，杜玉珍会记一辈子。

　　她没想到，这四个班，竟然是她送走的最后一批学生。

　　校长把杜玉珍叫到办公室说，杜老师，你被清退了。心直口快的杜玉珍，眼泪刷刷的就掉了下来，“你为什么清退我啊，我干了这么多年……”面对质问，校长无言。

　　杜玉珍哭着回到家，校长的妻子不放心，怕她自杀，专门跟到家里安慰。

　　被辞退时，杜玉珍46岁，教育部门补给了教师一次性的补助。按照月工资标准412元计算，工作满一年以上的每年核发一月工资412元，超过12年的按照12年补偿。

　　根据当时制定的“清退办法”，1980年之前参加工作的代课教师经过考核，如果合格可以转为公办。但杜玉珍是在1976年入校执教，之后又离校，在1983年再次入校，所以教龄应从1983年算起，不属于转公范围，“机会已经错过，无法弥补”。

　　北京市教委有关人士曾介绍，北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着手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当时在公办学校中的大量代课教师都接受了相关考核，对于符合条件的教师，在经过相关培训后已转为正式编制。

　　现在，杜玉珍和田士明，希望可以找回自己“民办教师”的身份，再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补偿，并为他们补缴养老保险。

　　不停的奔走起到一些效果。昌平区教委考虑到被清退教师的生活困难问题，于2008年发出了《关于原乡村中小学临时代课教师发放老年生活困难补助费的通知》，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的这部分人，按照“工作年限乘以15元”的标准按月发放。按照规定，杜玉珍每月可以领到200多元的补助，但她没有去领，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算是临时代课教师。

　　她知道，按照国家的规定，临时代课教师是要被清退的，如果认同这一称呼，民办教师的身份和法律规定的补偿，他们就更不可能找回来了。

　　杜玉珍拿出一份证书。她说，教了十多年书，学校里任何评奖都与他们无关，现在被清退了，终于拿到了一本红皮证书。“这是我被辞退时，哭着让校长写的。”

　　打开证书，上面写着“感谢您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贡献”。

　　本版统筹/本报记者 李欣悦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