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俞熙娜 CFP/供图 邬雯雯 梁津铭/制图

　　2009年10月31日下午，教育部部长周济被免职，袁贵仁接任部长。当天新华社通稿中未按常规出现“周济另有任用”字样。短短数小时内，关于周济被免的猜测立即充斥各大论坛，以至午夜时分，新华社不得不重发通稿。

　　这种猜测与其说是针对其个人，不如说是来源于民众对教育积聚已久的不满。

　　相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些年教育改革却进入了“滞胀”期。“世纪大扩招”带来的惊喜还未停留多久，就遭受到“就业难”的猛烈冲击。与此同时，蔓延在中小学的“择校风”愈演愈烈，基础教育学生压力不减反增，民间对教育的诟病日盛。

　　在这十年里，教育成了一个“大烤箱”。

　　晚上七点多，气温开始接近零度。冯一秦裹着大衣挤上了B1线，远远地瞅见车尾有个座位，真难得，他快步过去一屁股坐下来。

　　作为下沙工商大学的辅导员，他每天晚上都得去学校管学生。

　　辅导员是什么职位？一句话，除了教书，其他什么都干，学生宿舍管理、发展新党员、对外宣传以及整理学生档案等等。至于报酬，月薪一两千元，年薪4万元左右。

　　也许这份工作对不少大学生来说算不错了，可一年前冯一秦应聘这个岗位时却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是一名浙大博士。

　　2008年，浙江工商大学公开招聘12名辅导员，应聘者中突然出现了浙大的3名博士，除了冯一秦外，还有一位来自人文学院，一位来自食品学院。

　　这个消息立即成为浙大BBS的头条，不少人感到“太震惊”：“他导师是谁啊，真是丢不起这张脸”；“这样的博士太失败了”；“博士生从入校的时候开始就是做更高水平的研究的，如果就这样去做辅导员，等于国家白白多花了5年时间。”

　　一片质疑声中，冯一秦洋洋洒洒写了4000多字的心路历程，发表在BBS上。他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对他远在河南漯河农村的妈妈来说，只要儿子能在大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她就没意见。

　　“就业难”的故事正在中国各大城市里上演，平常而又平常。只不过故事里的主角不断升级，从专科生变成本科生、硕士生一直到博士生。

　　有人说，这都是扩招惹的祸。

　　晚上九点多，赵清(化名)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听，又是朋友来取经，打探如何能弄到一个民办中学的入学名额。

　　赵清在圈子里已经出名了。她坐在校长办公室里一个上午，把“捐资助学费”从15万元砍到10万元。

　　“(办择校这事)，我动手算早的！”赵清知道，“摇号”(电脑派位)这事靠运气，摇不上还得靠关系。一年前她就到处托关系弄名额，连从不往来的远房表姨的小女婿她都腆着脸摸上门去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搞定这事的人。

　　入学报名前的最后一天，她终于得到私下“通知”，办成了。她兴冲冲地去了，“可到了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里的‘行价’是15-18万元，当初我朋友还说只要几万元就够了。”　

　　怎么办？书是一定要读的。赵清使出了十二般工夫，把平时买衣服砍价那本事全用上了，一边哭穷，一边流露出对学校无限的敬仰和崇敬之意，终于把价格砍到了10万元。

　　那以后，一些朋友闻风而来，“其实没什么诀窍，那天要真谈不成，15万元我也交了！”赵清周围好多朋友的孩子都选择上民办学校，但没办成的居多。一个说，他弄到了一位校长的手机，可围追堵截，愣是没能见上面；一个说，她去学校时，看到一个台州人扛着一麻袋的钱走进学校。两人同进了办公室，发现里面还坐着一个人，拼命对老师说，“这是我自愿捐资助学，与孩子读书无关！”他的脚边，放着两个大大的黑色塑料袋……

　　类似的故事，每年升学季时都在各地上演。只不过多数人运气没赵清那么好，得不到“自愿捐资助学”的机会。

　　套用2009年的年度词语“被”，这叫“被自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