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北京至少有十余万“蚁族”。而上海、广州、西安、重庆等各大城市也都潜伏着大量“蚁族”，在全国有上百万的规模。有社会专家指出，“蚁族”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

　　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一张破旧狭小的木床、一处昏暗中混杂着尘土气味的空间，成为李海涛大学毕业后的栖身之地。海淀区唐家岭的这间陋室，并不足以承载他曾经辉煌的梦想，更无法安放他并未远去的青春，在李海涛看来，这里只不过是个供“睡觉”的生存之所。

　　在北京，有许许多多像李海涛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城中打拼谋生，在京郊安营扎寨，游离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他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却从事着诸如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并不高端的临时性工作。他们宁愿背井离乡苦苦地坚守在繁华的都市，也从未想过“放弃”二字。他们被称作“蚁族”——高智、弱小、群居。

　　冬日清晨的北京城，寒风萧瑟。天还没完全亮，街旁橘黄色的路灯在蝉翼般的晨雾中忽明忽暗地闪烁着，融化了平日里的喧嚣，只剩下四周难以言说的宁静。当整座城市还沉浸在睡梦中时，唐家岭的公交车站早早地醒了。

　　黑压压的人流、小贩高昂起劲的吆喝声、油腻腻的煎锅，与尚未褪尽的夜色交织在一起，让人突然分不清这是城市还是乡村。当一辆公交车缓缓地向车站驶来，等车的人呼啦一下就将车门团团围住。车门慢慢打开，转瞬之间，叫嚷声混成一片，刚才还空空的大公共里已是人贴人。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隶属西北旺镇，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常住村民仅3000余人，而外来大学毕业生却已达到了近5万人。

　　初到

　　“有个睡觉的地方就不错了”

　　李海涛是这里的“外来户”。一年前，他从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毕业，考研失败，找工作未果，在手忙脚乱地毕业之后，李海涛经朋友介绍，在唐家岭的一间出租屋中暂时落了脚。

　　初到唐家岭，李海涛怎么也想不到这里竟然将会成为自己梦的起点。狭小的街道，一团团被车辆卷起的尘土，摇摇欲坠的小店招牌，露天公共厕所门旁已冻结的污水，头上纵横交错的电线，像一张蜘蛛网一样，罩住了他的视线。李海涛感到一阵眩晕，但每月仅350元的房租如同一块磁铁，吸引着李海涛向小巷的深处走去。穿过一段弯弯曲曲的

　　小路，再转几个弯就到了李海涛的住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摆放了一张单人床，没有任何家电，没有卫生间，有些发黑的墙壁上几大块墙皮不知去向，仿佛一张残缺不全的花脸。回忆起那时那景，李海涛略显清瘦的面庞里还藏着一丝惊恐和心寒。“那会儿已经毕业了，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很不错了，毕竟这还是在北京。”

　　李海涛出生在山西长治一个小县城的农村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作为家中的老大，李海涛一直是弟弟妹妹心中的榜样，也是父母眼里的骄傲。李海涛的父母在村里地位颇高，有多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争气的儿子。“考上北京，在北京工作，爸妈觉得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李海涛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求职

　　第一份工作是发小广告

　　毕业之后，生活扑面而来，现实给了梦想当头一棒。李海涛不再想着考研，他决心在北京混出一片天地。

　　在网上投出了400多份简历之后，李海涛有些心灰意冷。“没有一家单位通知我面试，找工作怎么这么难？”李海涛开始嘲笑自己，毕业前夕只顾考研，学校提供的支援西部、当村官这些千载难逢的就业机会居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了。“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吧。”李海涛发出这样的感慨。

　　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李海涛常常蜗居在自己的“蚁窝”。一个馒头，一杯水，就着一袋榨菜，就是他一天的伙食。隔三差五，他就到唐家岭的街道上溜达溜达，没多久，便熟识了一帮同病相怜的年轻人。“先从小的做起，千万别攀比，人比人，气死人。”比李海涛年长几岁的潘宏经常在李海涛的小窝里这样开导他。潘宏大专毕业，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城做销售，每月底薪1000元，包吃。这样的待遇曾让李海涛羡慕不已。起初，李海涛还在找一些办公楼里的白领工作，后来他彻底改变了思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先填饱肚子再说。”已经没有什么积蓄的李海涛终于在毕业后的第三个月找到了一份发广告传单的工作。

　　“以前看到大街上发广告传单的，特瞧不起，谁知今天自己也沦落到这个地步。”李海涛在发小广告的同时，不止一遍地问自己：留在北京，究竟是为了什么？随后他又一遍遍坚定地发声：坚持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