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凯莉

　　令苏小明终身难忘的这个考试终于结束了。11月29日下午16点35分，她随着人流走出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北京的某考场。她打算乘地铁从南四环回到北四环，也许中途还来得及去理发。

　　“可能可以过线吧。”苏小明漫不经心地接了个电话。电话另一头，是她的父亲。和很多家长一样，苏父对于国考的重视程度，不亚于第二次高考。

　　事实上，22岁的北京大学大四学生苏小明更喜欢外企生活，“穿着宝姿套装，背着coach包，也许还可以对着PPT讲讲提案”。她个头不高，爱思考，黑框眼镜背后是大大的眼睛，脸上还有痘痘。

　　在参加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105万参考者中，她只是其中一个。

　　“大家都去考了，我们不考，心里不踏实”

　　走国考这条路并不容易，如果排除运气因素，大多数人需要准备几个月。不过和苏小明不同的是，她的室友林淘淘自诩为跟风。开考一周前，她才从学校的二手图书市场上，买了几本国考参考书。

　　这几本国考宝典，同时是她的男朋友刘欢的参考书。这对大学生情侣，有时压根儿想不起来还有“复习”这回事。他们常常奔波于外企、国企宣讲会。至于为什么要参加考试，他们回答得更是漫不经心，“大家都去考了，我们不考，心里不踏实。”

　　甚至，在去考场的路上，林淘淘还在犹豫是否转头回宿舍睡觉。她穿着纪念迈克·杰克逊的T恤，在地铁里被挤成了一张大饼。她问苏小明：“我们要迟到了吗？”同行的苏小明着急地看了看表，幸好还有半个小时。事后，林淘淘在博客里写道，“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只剩下10分钟，我会立刻掉头回学校。”

　　林淘淘说，班上30个同学，几乎全报名了国考。她再次睁大眼睛强调，“我不报名，就显得另类了”。班上的同学组织过几次小组练习，并且，为了提高命中率，他们在报考单位时也经过协调分工，“力争排除窝里斗”。据说，去年某部委面试时，名单上5个人，有3个都是苏小明上一届的师兄、师姐。用刘欢的话说，这叫作“玩，也要认真玩”。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在某大型网站上，他们甚至有自己的群落，叫做“国考炮灰”。据说，这群人的第一标志是，参考书基本都是二手的，上面涂满了前任留下的叉叉，“为国考买新的参考书，太浪费了”。此外，侥幸心理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最近的一次寝室卧谈会上，陶韬对着宿舍兄弟宣布，要是我不小心考上了，我就请大家吃金钱豹。

　　“哈哈哈哈。”宿舍里一阵哄笑，谁也没把玩笑话当真。

　　不过，自嘲为家庭压力所逼而跟风的苏小明还是有些懊恼。她准备了三个月，但感觉并不是太好，甚至到最后关头，还剩下20道选择题“连看都没看清楚”。“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这次考试，我似乎白白付出了许多”。苏小明在MSN的签名档里写道。尽管不喜欢做公务员，但她承认，如果“跟风考上了，那可能也是多一个选择”。

　　“这次没办法了。省市公务员考试的时候，你要考得好一点，要多练习。”电话里，苏父用低沉的嗓门叮嘱着。

　　“要等发达，可能得十几年吧”

　　“选择怎样的生活，在做任何一个决定之前，你都应该考虑清楚。”窦豆郑重其事地在博客里写道。上一年，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数不多考上公务员的学生之一，也是苏小明的同乡师姐。

　　这是一间火柴盒式的小房间，墙皮已经开始剥落。窦豆和她的几个朋友合租了这套三室一厅。床头贴的毕业照片开始褪色，当时的荣光似乎已经远去。双休日，她都会默默地用电磁炉，煮上一锅方便面。当然，大多数时候，她会在面里加上一个鸡蛋。她最大的休闲，就是上当当网买特价打折书。她的消费很少，遇到商场打折，才会下狠心买件过季的大衣。

　　这是很多新出道的小公务员们的生活。窦豆考上的部门是个“清水衙门”，一个月2000多元钱，除去房租700元，剩下的钱在北京维持生活并不容易。

　　不过，让她欣慰的是，过年过节还能发一些月饼、蛋糕，“这样至少可以拿回家，做做人情”。在她家乡，一个河南的小城，窦豆是父母口中的骄傲，“吃上了皇粮的”。甚至连苏小明的父亲，都会不辞辛苦地找到窦豆的联系方式。他希望窦豆能在国考这个问题上，给苏小明一些启示。

　　经常有这样的故事，拼命要达成的目标，到最后发现不过如此。窦豆写给苏小明的信里，有些黯然地回忆了之前准备国考的经历，和“准备高考的劲头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认为，做公务员称不上是她的理想，但至少能够保证她的日常生活。

　　每三个月，她都会去邮局给父母汇款500元。她的父母因病退休已经5年，家庭收入依靠每月几百元的最低保障金维持。

　　很多前辈告诉窦豆，现在的苦熬，是为了未来部里能分经济适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