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学生是直接当事人，他们应该对此抱什么心态？

　　王生：淡定、理性。应该看到这次北大改革只涉及到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还是要通过传统的高考去上大学。

　　这次启东中学在推荐前，通过层层筛选，最后留下8个学生面试，但学校符合条件的却远远不止这些学生，我敢保证，8个学生中至少有一半能凭自己的实力上北大清华，如果再加30分，百分之百能上清华北大。

　　在推选前我就给他们做了一次集体谈话，我说你们能被选中参加面试，就已经证明了你们的实力。但这次名额只有一个，必须有7个同学落选。入选者是胜利的，而落选者也不一定是失败的。入选了不要放松，毕竟还要参加明年的高考；落选了，对清华北大梦想的追逐不要停步。意思就是让他们放松下来，能理性地对待失败和成功。

　　这几年大家仍会推荐“全才”

　　记者：已“出炉”的推荐生，都是品学兼优、特长突出的学干，启东中学似乎也不例外。

　　王生：我也注意到省内外被校长推荐的学生，其实不被推荐，凭实力去考，上北大清华也基本没有问题。但今年是尝试的第一年，加上媒体热炒，校长其实背负了很大压力。如果推荐不好，明年高考就是降30分仍然不达北大录取线，身为校长背负不起舆论和社会对学校的指责。所以，今年每个学校、每位校长都很谨慎地选择四平八稳的优异学生推荐给北大，求稳，就不难理解了，并且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各个学校推荐的学生，仍然会延续今年的标准：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全才”。

　　记者：身为全国人大代表，你认为这次尝试还有哪些要完善的地方？

　　王生：北大这次改革方向是对的。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要增加有推荐资格的学校数量，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这次因为种种原因落选了；其次社会和舆论要给学校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相信校长有良心和责任推荐出优秀学生；再次要建立推荐生的回访制度，进了北大，学生综合素质是否过硬，能否经得起检验都要关注；最后就是对很特殊的偏才、怪才从宽录取，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等这种制度成熟后，取消高考，偏才、怪才经过面试就可直接上北大。

　　记者：推荐过程怎样才能做到公开、透明，不受干扰？

　　王生：在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前，就是要凭校长的良心、责任和人格。要保证推荐让学生、社会和北大满意。不能受金钱和权力的左右。从以往的推荐或保送中看，启东中学做到了这一点，尤其是这次，让我很欣慰，直到推荐的学生“出炉”，我也没有接到一个“打招呼”的电话。校长是老师的老师，要用自己的良心对学生负责。

　　期待从偏才中产生大师

　　记者：现在对推荐偏才、怪才上北大呼声很高，你怎么看？

　　王生：当前高考制度仍是选拔人才最公平的制度，但是也有弊端。启东中学每年都有这样的学生，很有特长，数理化绝对拔尖，但可能高考总分仅仅相差几分，从而憾失北大清华，但他仍然是个非常有潜质的学生。有些偏才、怪才，在某一门学科上“短腿”，但在其他方面绝对优秀。而在这种高考体制下，他就上不了一流名校，才能因此埋没，很可惜。因此，有人说，现在的高考选拔制度，是出不了像钱学森、钱钟书这样的大师级人物的。像在北大历史上，胡适也曾经拍板破格录取过罗家伦、张允和等偏才，后来他们则成了大师级的人物。

　　记者：如果有可能，你会选择推荐偏才和怪才吗?

　　王生：偏才、怪才不是每年都有，特别是启东中学这样的名校，学生都是全面发展，并且刚才我说了，在这种舆论高压之下，每个学校校长都不敢轻易“冒尖”，都选择保险系数高的学生，毕竟被选出来的学生还要参加明年的高考。几年后，这种推荐制度逐渐成熟，北大或许取消被推荐生参加高考，如果出现很有潜质的偏才、怪才，我还是很乐意推荐的，这也许真正是北大“破冰之旅”尝试的意义之所在。我觉得，若这种选才制度形成常规，不拘一格选人才，像钱钟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就会出现。

　　本报记者 郭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