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教授：这是我们的责任！

　　昨天，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就“钱学森之问”致信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那么，这些教授为何要“上书”？采访中，教授们都表达出一个观点：这是我们的责任！

　　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芮必峰 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家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原因是否仅仅在学校？

　　在教育上，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求同排异”：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答案。模子是事先造好的，合上为好，合不上为差。所以，钱老说，我们培养的学生，不敢说前人没说过的话，不敢做前人没做过的事。

　　近年来，各高校都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到空前高度。新东西是不同于过去、不同于别人的东西。然而，我们欢迎学生和我们争辩是非吗？我们愿意倾听下属的“异见”吗？

　　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天才，“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

　　冀望有个根本改变

　　卞利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钱老晚年思考的问题，大概很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

　　贝时璋院士几乎和钱老同时离我们远去，他曾质问一位北大教授：为什么在美国做的、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自然》上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回答是：体制，是科研经费体制和考核机制。

　　我们的高校扩招带来的只是数量上的增长，我们本科生和研究生质量提高了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也感到无奈，学生就业压力太大，不再有学习的动力了。冀望能够有一个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