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

　　2002年4月，邢曼丽被借调至兴隆镇计生股当办事员。统计报表，申请指标，领药具，下乡孕检，微机录入，档案管理，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方歇。整天摆弄数字，晚上躺在床上了，“那些数字还在脑子里飞来飞去，抹都抹不掉”。

　　2008年4月，新民市开始进行计划生育人口信息系统采集，邢曼丽被计生局聘为指导员，负责指导部分乡镇的采集员。因为工作努力，2008年9月邢曼丽被市计生局评为优秀指导员，2009年3月再次被沈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

　　荣誉没能改变邢曼丽的命运，而一个消息却开始让她不安：2008年下半年，新民市人事局提出解除一村一名大学生身份，改签临时工合同。

　　“九年的努力就换来一份临时工？”邢曼丽说，她要告状。

　　实际上，从2004年起，新民市的大学生村官就开始因工资问题上访。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按全额事业单位拨款，但连续几年，大学生村官工资都是空调，至2007年上半年，邢曼丽和其他大学生村官每人都被拖欠1万多元。

　　“大学生村官工资比照事业单位发，可每逢事业单位调资，我们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2005年4月，上访的大学生开始提出编制问题。“只有编制(身份)确定了，才能彻底解决待遇问题。”邢曼丽说。

　　“新民市当时定的是县财政负责50%，乡镇和村抬(负担)50%，有的乡镇和村能抬出来，有的抬不出来，所以就有乡镇和村开始拖欠工资，有的乡镇干脆把河滩地承包给大学生村官，以地租来抵工资。”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崔剑平说。

　　2006年，在多次上访之后，新民市拿出10个公务员名额面向大学生村官招考。编制之争暂时平息。2008年年底，新民市在给事业单位人员补发一万多元临时性生活补贴时，大学生村官再次被“遗忘”。

　　2009年春节过后，邢曼丽、吴冠群、金海英、赵尚伟等人到新民市人事局上访，要求补发生活补贴，但这次得到的答复是不仅没有补贴，连身份都要解除。他们决定上访。

　　2月24日，20多名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市信访局反映，没有得到答复。当天，邢曼丽就和吴冠群等8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刚住下，他们就被控访的人“拦”了回来。

　　“出口”

　　2002年1月，崔剑平被调到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处当处长，随后的一次调研中，他发现了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

　　“按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三年期满后，遇到公务员岗位、事业单位出现空缺的要优先录用。而我当时调查的情况是，全市的事业单位基本没有空岗，有的甚至超编严重。”崔剑平说，“当下派大学生三年期满，需要择优录用时，根本没有编制来安置。”

　　实际上在出台文件之初，超编的情况就已存在，崔剑平说，只是当时对“出口”定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方向掌握得不准确。

　　2002年底，在崔剑平的建议下，沈阳市停止下派新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当时已派下去1400名大学生，再派500个就可以实现一村一名的目标，但还是叫停了。”

　　“出口”问题没解决，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却还在推广，2002年8月，辽宁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实施下派大学生村官计划，原来规定“十五”期间选派9000名大中专毕业生的计划，也被调整为12500名。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考察团也开始到沈阳取经。

　　2005年，沈阳市进行乡镇公务员招考，崔剑平再次提出，要尽快解决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当年，新民市拿出个10公务员岗位，单独面向下派大学生考试。

　　10个名额，一次考试，在邢曼丽们看来并不公平。2005年她通过自考取得大专学历，但在当年的定向招考中差3分没考上。崔剑平说，虽然承诺优先录用，但给大学生村官的机会并不多。

　　主管人事工作的新民市常务副市长刘澜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新民市事业单位已超编4000多人，而且编制从2007年就已冻结，根本拿不出多余的编制组织考试。在刘澜波看来，最初下乡的141人中，已经有21人通过各种途径考录公务员，另有24人辞职，目前的难题是如何安置剩下96人的去留。

　　自2007年任新民市常务副市长以来，刘澜波已多次接待大学生村官上访。新民市曾提过几个解决方案：拖欠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工资，本着谁拖欠谁解决的原则予以解决；愿意继续留村的，可以推荐担任村干部；借调人员如果本人愿意，  可以和乡镇签订临时用工合同，以后事业编制有空缺时，再优先从已签订临时用工合同的大学生村官中考录。不愿意留用或不适合继续留用的则回原单位，或自主择业。

　　“这只是初步的打算，还没最终形成文件。”刘澜波说。

　　这样的方案显然没有得到大学生村官们的认同，“不能用一份临时工合同就把我们打发了。” 邢曼丽说，9年的青春谁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