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庆市取消31名民族身份造假考生的录取资格，对他们的父母分别给予党纪和政纪处分，同时宣布，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不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单。此举引发社会热议。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同此心，是非常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理由。但是，对高考这样一个影响巨大、利害巨大的国家行为，还需要考虑和平衡相关的价值。譬如，高考录取制度的公正性是否需要保护？政府行为的公正性是否需要保护？无论是教育部关于“阳光高考”的规定，还是目前正在探讨中的扩大高校自主权的高考制度改革，都把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作为基本要求、基本手段，这也是众所公认的最有效的社会监督。

　　如果重庆之例成为示范，天知道“保护未成年人”的盾牌，将堂而皇之地遮挡多少“猫腻”，信息公开这个几乎是惟一能保障高考公平的法宝，是否会完全失效？维护教育公平，也是保护更大多数的未成年人。作为补救，至少应当做到公布31名造假学生的家长姓名。必须认识到，这一弄虚作假并非一般性的过失，就错误的严重程度而言，已经超越了作为公务员的道德底线。由此，不能不说到对犯错者的处分：15名党员领导干部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这等于是豁免了这些公务员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几乎是对弄虚作假的变相鼓励。

　　重庆市对高考录取舞弊案的这一处理，具有严重的不良示范作用。它是值得研究的个案，但绝不能成为通例。

　　□杨东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