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的自省

　　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实验室的周恩波在BBS上发了一帖，打破了单调而喧嚣的抱怨气氛。周恩波的态度是：“如果一个字都不是抄的。哥们放心大胆的。就算检测系统误判，学位委员会也会纠正的。在这里担心受怕的应该是些什么人，大家心里清楚。”

　　他的帖子迅速遭致围攻。周恩波称，他的博士论文写了4个月。有人回敬他：“相信大多数和我一样的学生，在提高自己和把精力耗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出太多学术价值的论文之间，会选择前者，貌似我们有点现实，而你们有点理想。”

　　周恩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当我发现辩解的论题居然是，诚信因为其他现实问题是否可以放弃时，我觉得很可悲。也许现在社会的问题就是如此。”

　　在“测谎仪”引起的恐慌中，很少有人会像周恩波这样，进行关于学术诚信的反思和追问。

　　为什么要抄袭？在许多人眼里不成其为一个话题。四川大学法学院06级硕士张芸的观点是，就业的压力远远大于完成学位论文的压力，“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如果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写论文上了，哪里还有时间找工作？”她的想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意见。

　　作为传道授业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吴建对自身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导师对于学生学位论文的写作，往往在前期缺乏有效的监督；另外，在论文选题上把关不严，有些论题显得大而空，学生实际操作起来很难下手。

　　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关于“反剽窃”系统的讲座时，沈阳希望学生们更多地从学术伦理的角度思考。他讲了一个希腊作家把作品当作孩子的例子，当另一作家剽窃他的作品，他以偷窃儿童的罪名提起控诉。

　　沈阳不认为这套软件成为反剽窃的利器，他倒是更希望它引起人们对学术道德的关注，现在看来，除去“增加了抄袭的成本”，它还远未实现其他愿景。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反剽窃系统的研究者，沈阳却感到自己“压力巨大”。

　　全部通过

　　“测谎仪”引起的轩然大波，迅速转化为一股对抗与破解的力量。在韩彦坤的校园里，在张晴的校园里，“小白鼠”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应对这个系统。

　　有人探讨抄书的可行性，觉得书不会进论文库。其想法很快被否定，“谁能保证你抄的这本书N年前没有被别人抄过？”

　　有人跳出来说，那个系统没这么强大，只要把抄来的句子改成自己的表述，就没问题了。事实上，多数人的选择也确实是对自己的论文“大兴土木”，逐字逐句地进行颠覆性的修改，劳动强度甚至超过当初完成论文。有人举例说明，一句“物质决定意识”如何被改成了“自己的语言”——“我们知道，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认为后者能够决定前者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结论是恰恰相反的。前者只能反作用后者，后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这样的修改，有人认为很好，认为“避免抄袭，又多了字数”，也有人认为，“计算机不认可废话，可能还是过不了”。一个大家公认的结论是——“论文水平直线下降”，因为要“写出优质的长篇废话”。

　　离毕业答辩的期限越来越近。已有人抛弃掉这种“原始”的修改论文的方式，直接想出了更加高明的办法——“答辩交一个纸质版本；给系统检测的时候送审另外一个版本的电子版”；还有更高明的——把一部分文字变成图片格式，系统就检测不出来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沈阳并不否认，在人脑与系统的“测谎”博弈中，后者处于劣势。

　　在四川大学，韩彦坤的论文经过修改，通过了检测，马平则要像其他14位本科生和20多位博士生一样，要延迟半年答辩了。

　　在华中科技大学，已经被张晴改得面目全非的论文最终通过了答辩，但是被批为“毫无学术含量”。一天以后，张晴所在的院系，接到教务的通知，“全院通过论文检测。”他们对“测谎仪”的战绩非常优异。

　　包括张晴在内一批同学在QQ群里互相恭喜——“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