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

　　陆成田承认，自己以前对农村的理解，有些一相情愿。他想象自己工作的第一幅画面，应该是“很多村民围着我，问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村干部对发展生产也不十分积极，石景明说，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已归各家各户，村干部很少有发挥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上级对村干部的政绩考核，重点也不在发展生产，而在维护稳定。

　　石景明说，维稳占据了村干部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很难再给生产挤出时间。此事之所以占据了太多的精力，是因为他们不仅要处理已有的问题，还要紧盯其中的隐患。而后者让他们的神经时刻紧绷，因为他们的考评直接与此挂钩。“有上访的就要扣分，扣分就是扣钱”。

　　但除了户口等一些现实考量外，大学生村官就是奔着发展生产来的。《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马坊镇近10位村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近乎一致，要么是为了自己创业，要么是带领村民致富。

　　有时候，他们还要尽量避免陷入维稳的漩涡中。“一旦村里有纠纷，他们就躲得远远的。”石景明说，他们管不了，也不愿管。

　　“村里的水很深。”一位不愿具名的村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纠纷可能涉及几代人的恩怨，一个外来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为自己招来祸端。”一开始，他曾试着用自己的善意介入其中，但在有一次差点把自己赔进去的经历后，从此对这种事敬而远之。

　　而真正的威信，却又总是在解决此类争端中培养起来的。“得能镇住他们。”石景明说。这就产生一个矛盾：村官要图发展，需要在村民中树立威信，而威信的建立，又往往存在于他们极不愿意涉入的维护稳定问题中。

　　突围

　　但有的大学生村官还是心有不甘。梨羊村的助理陈娟，在种植中草药失败后，又将视线投向了甜玉米。

　　她是这一拨村官中唯一的硕士。农学出身的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农业项目，在刚来的第一年显得尤为急迫。

　　但马坊镇工业城镇的定位，正让农业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二条街的草莓项目获批后不久，农业大棚的大门也渐渐关闭了。

　　在否定了之前的好多想法后，2007年初，陈娟想起了母校的nd413超甜玉米。这是一个早已试验成熟的品种，口感与牛奶相近，推出后在农大很受欢迎。

　　由于不改变原有土地的用途，这一项目在2007年4月份顺利获批。

　　此时，由王丽娜和刘亚鹏主持的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早已名声在外，在经过了与农村一年的磨合后，村官们之前受挫的创业意愿再次抬头。

　　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村官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已在过去的一年里渐渐生长。陈娟的合作伙伴、村里的另一位大学生高浮图说，甜玉米项目后来能获得推广，受惠于他们在这一年中所做的两件事情。

　　一是与村后的铁路货运站交涉，为村里赢得了赔偿。梨羊村紧邻铁路，经常有大量的煤渣倾倒于此。2006年春夏之交，大风卷着煤渣，吹向正处于受粉期的桃树，几成灭顶之灾。村民找到村委会，正值村领导不在，两位村官就把这活给接下来。

　　货运站领导认定了两位村官只是想出出风头，就以利诱之，说自己跟镇上领导很熟，“说一两句好话，就能给你们评个先进”。两人没理这一套，继续交涉，最终为村民要回了赔偿。

　　另外一件事，是京平高速施工时，堵上了村里的排水管道，一些村民的东西被淹。他们俩拿着相机，把施工现场的情况一一拍下，最终也要回了赔偿。

　　这两件事情过后，两人明显感觉到，自己与村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村领导拍着胸脯对他们说：以后你们想干啥，村里绝对支持。没有地，挤也要给你们挤出来。

　　甜玉米第一年试种的5亩地，就是5个村干部一亩一亩挤出来的。第二年推广的350亩，其中的300亩是陈娟从邻村租来的，另外的50亩，来自于村里的“比较可靠”的农户，村干部在其中的斡旋起了很大作用。

　　这350亩地，陈娟都会和农户签合同，给他们承诺一个保底价。“保底价一般是每穗3毛6钱。按照亩产3000穗算，这已经比原来种植普通玉米的收入高出三四百块钱。”

　　“如果卖出的价钱高出保底价，多余的部分，在扣除管理费后，还要还给村民。”这样算下来，在推广种植的2008年，农户的实际收入接近每穗4毛钱，一亩地算下来差不多1500块，比原来的收入高出一半左右。

　　销售始终是个大问题。有人为她算过一笔账，如果甜玉米卖不出去，陈娟和她的合作者高浮图、王丽娜，将不得不支付高达35万元的土地保底价。其中的绝大部分，将由陈娟承担——2007年11月，由陈娟发起成立了“新三农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陈娟任法人代表，高浮图和王丽娜任理事。

　　陈娟相信，农产品不同于其他东西，只要努力找市场，总能找到销路。“大不了就是拉到市场上去卖嘛！”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2008年的销售渠道中，市场批发占据了差不多一半的份额。还有一部分，给了一个高端礼品的加工商。私下里他们还在找一些其他的渠道。在镇政府帮忙的高浮图一听说谁要买礼品，就会忙不迭地推荐这些甜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