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某的参与很偶然，他是山西某大学二年级学生，还是学法律的。他说：

　　2008年6月6日，就是去年高考的前一天，龚某来到我们学校说他要参加高考，要我帮他个忙。他说有一套高科技设备，他要用这个来作弊。

　　6月7日高考第一天，上午语文考试我们没有用这个设备。中午龚某考试回来了，说没用有点吃亏，考场环境很宽松，因此下午一定要带上这些工具。龚某让我从一个叫白某的人那里得到答案，然后让郝某和刘某在考场外将答案传给他。安排完后，龚某就将接收器带进了考场。

　　下午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的时候，白某给我发过来部分答案，我就按先前讲好的方法操作了。考试结束后到了旅馆，龚某接到一个姓杨的大学老师的电话，说没有收到答案，但是郝某说肯定给他发了，并且发送成功了。最后那老师说：今天已经这样了，就啥也不说了，明天的两门考试你们一定要传到啊。

　　吃饭的时候，龚某给杨老师打电话，说给他发答案的人派了个人从忻州来到太原，要求他们这些人在6月8日考试之前须提前付4000元钱，否则不给发答案。后来，杨老师答应，分数出来之后，如果能过，就愿意付全部的钱；如果没有过，他给他们至少2000元的辛苦费。

　　更可笑的是，作弊者所用设备都很“精良”，但得到的答案并不“理想”，有的答案甚至不是山西卷子的答案。但不管怎样，各被告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事实已经形成。

　　被告人的供述印证了这一点。郭某说：

　　第一天语文、数学，他们是从网上买的答案，结果AB卷混了，考生基本都没搞对；第二天综合卷的答案出来一些，AB卷又混了。最后一节英语答案出来一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考生都没有收到答案，这个可以从他们的高考成绩上看出来。

　　为何最高只判两年

　　层层中转降低了“国家秘密”程度

　　据法律专家介绍，近年来，尽管考试作弊案时有发生，但法院判决的并不多。从司法实践看，考试作弊处以刑罚的一般适用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从判例看，一般都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处以3年以上的几乎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相应的司法解释。

　　法律专家分析说，从本案看，被告人假如是直接窃取了试题答案，或是把试题答案拿出来给了别人，就无疑是典型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但实际上，本案并不典型，被告人层层中转、传递(获取)的答案不完全正确———这里的“国家秘密” 具有层次性、不完整性、不准确性，降低了“国家秘密”的程度。这些，正是本案最高刑罚只有两年有期徒刑的原因所在。

　　法院的判决书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是直接明了。法院认为，10名被告人以窃取或收买或帮助的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破坏国家的保密制度，妨碍社会管理秩序，其犯罪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成立。鉴于本案各被告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层次性、不完整性、不确定性，可在量刑时给予客观考虑。为此，法院对10名被告人给予了从免予刑事处罚、缓刑到两年有期徒刑的刑罚。

　　记者手记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本案中神池县某中学负责人郭某之所以涉案，主要原因是为了自己将参加高考的女儿，次之才是从中获利。另外一些涉案考生的父母，也是为了儿女，在考场外积极协助考场内的孩子们作弊，接发信息，里应外合，煞费苦心。

　　被告人山西某大学音乐老师杨某更是典型。他作弊的主要原因是他妹妹是个复读生，高考落榜导致妹妹患上了抑郁症，妹妹的病况又“传染”给了自己的母亲，为妹妹作弊是经过全家同意的。

　　俗话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然而，记者近日走访太原市几所大学时发现，高考临近，学校周围的电线杆上、公寓墙上，又贴满了出售作弊工具的小广告。记者在网上检索各类国家级考试信息时，也搜出多达数十万篇的“助考”网页，其中，新式“助考”设备之多、交易模式之成熟，令人震惊。

　　这不能不让人迷惑不解：在各地发起多次整顿高考作弊的“风暴”之后，作弊工具买卖、“助考”网站等等，为何还这般“安然无恙”？

　　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关人士的一席话点中了“要害”：到目前为止，我国教育考试方面的法规尚不健全，对作弊人员的处理手段还缺少法律依据。比如，有些人进入考场就是为了窃取试题向外输送。然而，对这些人员的处置，我们却缺乏法律依据。

　　值得欣喜的是，教育部公布《2009年工作要点》时，再一次将考试法提上工作日程。有消息称，教育部已将考试法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依照草案，考试中的徇私舞弊行为，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徇私舞弊行为，将受到重点打击。 (王斌 黄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