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11月10日~11日，广州和广州人的务实、包容和灵动，迎来了中国民办职业教育行业专家以及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00多位民办高校的领导，他们齐聚广州，参加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与民办职业教育发展高峰论坛”。

　　此次论坛希望形成一个“广州倡议”，以此呼吁不分东西、不分南北的民办高校，要空前地加强团结，真诚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欣赏，互相补台。“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共享，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办职业教育大军，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论坛的承办方之一、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总裁俞仲文语气坚定地告慰与会者：“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钥匙’，职业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万能钥匙’，它可以打开几乎所有的社会难题之‘门’。”

　　此论坛的召开基于一个不乐观的判断：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出台多年，然而，民办高校没有出现人们想象的更好的发展势头，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受到的限制和挤压越来越多，发展的步履越来越艰难。“如何走出困境”，论坛的承办方之一、宁波大红鹰学院党委书记孙惠敏回答说：“民办高校新一轮发展的出路在于创新，在于走自强之路。”

　　民办职业教育的内外困境

　　论坛的与会者无一例外都集中指出了民办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民办职业院校的举办者或管理者，他们的呼吁也许会被当成是向教育有关部门要政策、要支持，抑或是“无病呻吟”。然而，论坛也有来自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谈松华的“权威声音”：

　　民办职业院校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是庞大的公办教育系统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民办教育缺乏竞争优势；二是中国缺少兴办捐助性、慈善性的教育事业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基础，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的经费一般占GDP的4%~5%，而我国则只占0.01%，社会捐赠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量的1%；第三，民营企业处于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出资于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不是出于捐赠公益事业的目的，绝大多数要求回报。“这是中国现阶段民办教育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作用的社会因素。”

　　新时期，政府公共财政较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进一步增强公办学校的办学实力和竞争力，相应削弱了民办学校的竞争力。有民办职业院校举办者在论坛上直言：“现在的教育公共财政成了‘公办财政’，民办高校很难分到一杯羹。”

　　另外，公办学校教师工资连续上调，既增加民办学校成本，又弱化民办学校的竞争力。从中山大学被挖到广东白云学院的副院长何小雄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民办高校成了公办高校的‘黄埔军校’。”在民办高校里成长起来的优秀教师，纷纷跳槽到公办高校。

　　同时，在公办学校体制改革中出现了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改制学校等新形式，占有公办和民办两种优势，“形成了同民办学校的不公平竞争”。

　　当然，民办教育的自身因素也使民办高校遇到了发展困境：谈松华认为，民办教育的投资者期望在短期内获得回报，其中包括有的投资者期望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能高于一般行业，这种利益驱动的动力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办学行为，也常常造成投资者与办学者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民办教育的求学者多数是生活在能够支付较高学费和生活费的较富裕的家庭，家长以为高投入一定会有高回报，即使自己的孩子学习基础并不好，也期望通过交高额学费享受优质教育，获得高学历，考上名牌学校，这种期望容易给学校增加片面的压力；民办教育的办学者，开始时主体是退休的校长和教师、从公办学校跳槽或兼职的教学和管理人员，其身份和待遇不同于公办学校，缺乏安全感，队伍不稳定。

　　这样产生的问题是：这三方面利益主体都有比较强的功利目的，容易滋生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难以持续发展。“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中国的民办教育的发展一直处在比较艰难的境地。”谈松华说。

　　民办职业院校办学者的三大忌

　　内外交困的民办职业院校很容易使举办者认为自己处于“弱势中的弱势”地位。而如何突破困境，重建自信，以及走出一条民办高校的自强之路？今年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退休到广州岭南教育集团任总裁的俞仲文，希望能成为民办职业院校的“领跑者”。

　　他首先希望“民办高职院校的举办者要成为大爱无疆的积德者；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当者；也成为自己这一毕生事业永续发展的维护者和耕耘者。”他告诫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办学中有三大忌讳：

　　一忌将作为公益事业的教育事业当做暴利行业来做，胡乱收费，鱼肉师生，唯利是图，这样做个人的荷包鼓了，道义和爱心灭了，绝对要跌跟斗。

　　二忌将教育经费当做私人企业资金，随意挪用于其他非教育领域。这样做，图一时的利益，带来的将是民办高校的灭顶之灾。

　　三忌将个人主观愿望或个人意志随意凌驾于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之上，违背教育规律和教育法规办事。这样做图的是一时痛快，最终损害的还是自己的事业。

　　作为曾经的公办高职院校管理者，现在又“试水”了民办高校一段时间，俞仲文有一席感慨：“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者不仅要学会管理大学，而且要学会经营大学，成为善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准确把握教育使命和教育规律的人；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者不仅是开源节流的能人，也是善于整合资源的专家，成为既是教育家，又是企业家，又是社会活动家，更是政治家的专门人才；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者不仅要具备个人的魅力，而且要成为健康的大学文化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不仅善于将创办者的正确意图贯彻始终，也要善于将自己的正确主张影响创办者，成为学校高层和谐的核心要素。”

　　民办职业教育发展要走自强之路

　　对民办职业教育有着深厚感情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在论坛上给与会者打气鼓劲儿，她说，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对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社会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民办职业教育发展的空间很大”。

　　当然，民办职业院校自身发展的特点，使得它也有持续发展的后劲。民办职业院校如何走自强之路，在宁波大红鹰学院党委书记孙惠敏看来，“民办高校新一轮发展的出路在于创新”。她认为，自主灵活是民办高校最大的特点和优势，自主灵活只有在改革创新中才能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和发挥出来。并且只有改革创新，才能充分发挥民办机制在争取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配置、教育活动建构、质量效益诉求等多方面所具有的自主性、灵活性、敏感性、快捷性和经济性等优势。

　　并且，孙惠敏认为，民办高校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战略思维创新、融投资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

　　曾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现任北京吉利大学校长近半年的江树人认为，民办高校的办学机制的灵活表现在，用人制度、办学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设置等方面；并且队伍精干，以岗定人，不养闲人；办事效率高。他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界必将出现名牌民办高校。”

　　作为唯一一所进入教育部“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民办高职院校——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对其他民办高职院校来说可望不可及，该学院的副院长韦恒介绍说，“学院的特色在‘校企合作’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据悉，该学院的工科毕业生中70%在外企工作，约40%的学生进入了世界500强企业，有15%的学生被选送出国培训，80%以上学生在关键技术岗位。而在办学机制的灵活上，从学院的董事会成员可以看出，有美国、德国、荷兰、芬兰、比利时、新加坡、韩国等9国17家跨国公司和高校加入学院董事会，外方董事占70%。

　　同样，在论坛上被多次提到的民办高职的代表是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该学院的副院长耿兵在论坛上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民办高职院校，有着相对灵活的办学机制和自主权，完全有条件使教育教学成果接受社会和市场最直接的检验。”

　　同时，耿兵介绍，学院的发展坚持了几条原则：不走万人大学之路，变相引向学历教育“独木桥”，割裂与各行业的有机联系；不能办本科的“压缩饼干”，不能把“专升本”作为目标；建立以大学为中心的教育、研发、生产与营销联合体；引入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实行企业化运行机制；建立终身教育的机制和平台等。

　　耿兵说：“顺应市场、顺应发展，找好定位，办出特色，坚持不懈”，这是民办职业教育发展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