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方回应】论文造假系贺海波个人行为，但院士要承担疏于管理的责任

　　此事披露后，引起了普遍关注。浙江大学旋即发表声明，称经过调查，造假系贺海波个人行为，与李连达院士无关。浙大称，2008年10月16日，浙大药学院领导收到戴德哉的邮件，投诉贺海波未经同意使用了他的一组数据发表论文。药学院立即组织调查，要求贺海波马上撤稿，并向原导师认错。10月26日，贺海波上交“检讨书”，并给编辑部写了要求撤稿的信，也向导师认了错。

　　记者拿到了这份“检讨书”的复印件，贺海波写道，“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李连达院士毫不知情的情形下，偷偷地进行，而且在没有取得李老师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他的名字放在我所有的文章上。我文章的通信作者吴老师由于工作忙，加上一直对我非常信任，我就利用这一点为所欲为，剽窃我原来导师的实验数据，抄袭我博士导师的文章。在文章完成后，没有经过吴老师审查，也没有征得他的同意，直接投往国外，甚至将一稿投往不同的杂志。”

　　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进入浙大博士后流动站之后，贺海波共发表论文8篇。其中，有两篇剽窃戴德哉的研究数据；有两篇部分是自己实验数据，部分是剽窃内容；有一篇是一稿两投，实验数据是自己完成；有两篇实验数据是自己完成。贺海波承认，论文剽窃、一稿二投、擅署他人名字，擅署基金支持、捏造知名专家帮助修改英文的事实等，均为其个人所为。2008年11月13日，浙江大学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撤销贺海波副教授职务。

　　2月4日晚上，75岁的李连达院士在北京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坦承，贺海波等人出现论文造假、一稿两投等问题，“问题发生在学生身上，作为导师，我要承担疏于管理的责任。但问题的性质绝对不是外界所说的‘参与剽窃’或‘集体造假’。”

　　李连达解释说，贺海波所写的这些论文，并非他指定给贺的课题，更非973课题等国家资助项目。除贺海波外，课题组的另两名博士后也被发现论文一稿两投。“这种做法肯定不对，但与贺海波剽窃的性质不同，浙大已分别对他们作出了处理。”

　　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论文造假？李连达说，他的英语基础并不好，平时阅读外文刊物的时间并不多。直到2008年10月他在美国参加会议期间，接到国内的电话，才第一次知道此事。提及此，他颇有些无奈，“对我来说，多发表几篇论文一点好处也没有，对年轻人评职称可能还有用，论文带上院士的名字，提高身价，更容易发表。论文署名用的是拼音，是贺海波发表时模仿我的笔迹签的。”

　　李连达坦承，自2004年应聘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后，由于年龄原因，他与浙大约定每年只去5—6次，每次5—6天，除了学院事务外，每次仅能安排1天召集研究生开会，对他们的选题、研究计划等进行指导，而在其他方面的监督管理不够。

　　为什么发现名字被冒用后没有及时公开回应？李连达称，他已经多次被药企在广告中盗用名字，对此有点麻木了，再加上工作忙，浙大校方又对当事人做出了处理，这事就没往心里去，“出现贺海波这样的问题，在学风建设方面，今后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为防止类似情况发生，李连达设想建立“三审一保证”的论文发表制度。一审是审原始资料，看有没有抄袭、是否原创；二审是审实验数据，看有没有捏造、抄袭；三审是审签名，论文作者一定要本人亲自签名。最后是写出保证书，保证自己的论文没有造假和抄袭，没有违法违纪。

　　【专家分析】事件暴露出的论文发表压力、“院士挂名”等学术生态问题，需要反思和改进

　　虽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浙江大学和李连达院士都及时给予了正面回应，但事件暴露出我国学术生态中的问题，仍需反思。

　　浙江大学一位教授表示，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评职称、拿课题，发表论文数的多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也给一些大学教师带来了很大压力。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指导下，一些教师开始置基本的学术道德规范不顾，学术不端行为屡有发生。在贺海波的“检讨书”中，他也坦承自己“为了能够凑够文章数目，实现能够顺利留校的目的，而忽视一个研究人员应有的道德修养、行为准则和治学态度……”

　　有专家分析认为，此事也暴露出目前我国不少研究机构热衷于“院士挂名”的问题。正如李连达所言，虽然他自2004年后就应聘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但只是兼职，而且每年去的时间有限，每次去更是只有一天时间用来指导研究生，还是集体开会的形式。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自然很难对研究生们做到有效的指导、管理和监督。此事也给有关院校、研究机构和院士提了个醒，这样的“合作形式”究竟应不应该继续？如果继续，又该如何完善日常管理？才能对一些问题防患未然。

　　截至发稿时，本报记者连线中国工程院，被告知此事正在调查之中，目前还不便发表意见。据了解，贺海波已经离开浙江大学，记者通过各种途径，多次试图联系贺海波本人，但均没有音讯。(记者 王君平 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