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捐款的不能承受之重

　　其实，辞退员工、员工维权是企事业单位经常碰到的事情，但本事件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中豪学校假借捐款无德理由而辞退员工，而员工认为“捐款自愿，不能强制”，矛盾由此产生，社会影响由此产生，法制与道德的激烈交锋由此产生。

　　岂仅仅是中豪的马校长和赵坤明，全国那么多的党政部门乃至企事业单位，以及这些单位里面的员工，甚至姚明、刘德华、吴小莉、韩寒等文艺界明星，及王石等企业富豪的捐助不也遭遇了一些是非恩怨的评论吗？

　　地震灾害让人沉重，捐助过程中的一些不和谐音符同样令人沉重：

　　沉重之一：有些单位甚至城市把捐款当成了单位、城市之间财力、慈善度、知名度的竞争，很多单位、城市的“老一”都在私下里较劲，先看对方捐了多少，然后再在他的基础上添点，实在不行，就二次捐助，三次捐助，四次捐助。有些企业把捐款当成树形象、做品牌、扩大知名度的良机，使捐款成了作秀。

　　沉重之二：其实，较劲这种做法也没大毛病，起码，他让灾区人民得了实惠，捐得越多灾区人民脱离苦海的日子就越近。可气的是有些单位，特别是商家，在捐款榜上标注“某某集团捐款多少多少”，其实，有很多是员工捐助的，造成了“花了员工的钱，扬了企业的名”。 甚至有些单位实行强制捐款，反正三百五百的，国难当头，谁好意思不按照单位的要求捐助？

　　还有的企业本想借捐款扬扬名，但苦于属于当地监管控股的国有企业，还得当地长官点头，只能看着人家民营企业大捐特捐盖了自己的风头。

　　沉重之三：地震袭来，各地捐款成风，政府捐、企业捐这是正常的，很多民间协会也赶紧给会员打电话、发邮件通知捐款，到底这些款项有没有进行监管和审计？是否到了灾民手里？之前，媒体不是报道了一些借机发国难财的吗？

　　沉重之四：演艺界名人、大款大腕们如果捐的少，可就惨了，常常招致网上、媒体的口诛笔伐。比如体育明星姚明，第一次只捐了20万，结果被网友骂了个狗血喷头，“吓”得赶紧补捐了200多万才算了解。王石是国内地产老大，地产的暴利群众是最清楚的，结果万科集团的区区200万被网民集体贻笑大方，王石的博客也招致了满身口水，结果，名声差点扫地的万科近日紧急开董事会，咬牙一下子捐了一个亿，总算摆平了此事。香港凤凰卫视的吴小莉的沉默、新生代作家韩寒的零捐助、电子商务教父马云的言论也在网上被网民炒得沸沸扬扬，口水铺天盖地淹向他们。

　　捐助中暴露出的不能承受之重实在太多。

　　道德法制孰轻孰重

　　诚然，国家没有规定天灾人祸面前公民捐助的强制性和数量以及形式，但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降临时，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应该怎样做？应该捐助多少？应该派遣多少公务人员？重大灾害是多少？中型灾害是多少？小型灾害是多少？各级政府捐助的财物与受灾方的损失程度是否应该挂钩？

　　国家、地方政府占有股份的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应该捐助多少？

　　企事业单位踊跃捐助的，是否应该和他们的政绩挂钩？这种挂钩与GDP等硬性指标有无冲突？该如何协调与GDP的矛盾和比例分配？

　　政府以及国有企业捐款的数额应该和企业的销售收入还是利润挂钩？企业捐助后能否得到税收优惠？

　　各地政府、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的捐助很显然受到严格监管，但对于民间尤其是各类协会、企业的捐助特别是群众、职工捐助，政府给如何对他们实行监管？

　　国家、地方政府对于抵抗自然灾害立功人员的奖励有无统一规定……

　　等等，这些都需要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以助于国家从容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协调各方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当然，捐助行为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行为，多少为度？亿万富人一亿也不多，穷人几元也不少，代表一种心境。对于一个乞丐，可能他捐助的105元是他的全部积蓄，对于一个富豪，可能捐助一千万元只是他财富的几百分之一，但富豪捐多了，董事会能同意吗？企业的发展基金怎么办？职工怎么吃饭？所以，也不能用捐款数量占财富的比例来衡量一个人。

　　关键时刻，我们要做的就是为灾区做实事，而不是互相攻击谩骂，丢了国人的脸面。而像吴小莉不求名誉不声张地捐款、韩寒不在乎被骂而说零捐款并在第一时间亲往灾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称赞的，这比那些象征性地捐一点钱拍拍屁股就完事的人高尚得多。那些有时间到处谩骂指责的所谓爱国者，请你们先不去想自己捐款多少，而是多拍拍胸脯，问问自己为灾区做了哪些实事？

　　2008年的中国，我们需要的不是口舌之战，不是互相窝里斗，更不是国难当头攀比谁捐款多少，谁没有捐款。我们要的是真正身体力行，为灾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要知道，当灾区救援工作完成之后，后续的重建与心理辅助以及一直要延续下去的救助还得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坚持到最后，并尽全力去做实事的捐助者们，才是最可敬的。

　　不因捐多而扬名，不因捐少而自羞。处理好捐助的法制与道德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张庆申 孙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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