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意味着主动承担某种责任或使命。在责任和使命的驱使下，年龄、性别和身份的差异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17岁的女孩王思凡在地震前曾经有个殷实的家庭，但现在她和千百万受灾群众一样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东西。尽管到现在她都没有一个被承认的志愿者身份，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到她每天为行动不便的受灾老人喂水喂饭。同为志愿者，来自成都一家集团公司的销售总监陈岩在地震后的80多个小时里只睡了5个小时，而他却和国家救援队一起救出了20多名80多个小时里只睡了5个小时，而他却和国家救援队一起救出了20多名幸存者。

　　每天奔波在救灾一线的志愿者虽然无私，但灾区百姓会永远记住他们，这也许是对实现自我、张扬责任的志愿者们最大的回报。他们在灾难中学会关爱，在烦琐中培养耐性，在艰难中激发坚韧，在绝地中寻找希望。志愿者必将成为当代最具风格的人群之一。

　　汶川大地震中活跃着一个90后的群体，他们没有被相关部门承认的志愿者身份，却默默做着大量的志愿工作，其中很多还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逃学女孩每天照顾仨老人

　　昨天中午12点，在收留了大量灾民的绵阳九洲体育馆的露天走廊里，17岁的女孩王思凡正在给躺在铺盖上的一个老人喂饭。她现在每天都在照料3名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老人。到了吃饭的时间，她就拿起3个饭盆，逐一给他们打饭，其中一位老人患有严重的肘部关节炎，需要她亲自去喂。

　　5月12日地震发生，王思凡逃生时只带出了自己的一大包化妆品。她家房倒屋塌，只能露宿街头。“我家本来在当地还算是有钱人，现在跟所有灾民一样，一无所有。”王思凡回忆说，“当天我是逃课没去学校，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学校整个都塌了。跟我玩得好的几个女孩都不在了，唯一让我高兴的就是爸妈都没事。”

　　从被困、断粮到救援队将他们一家人救出去，再到被安置在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北川灾区的整个救援过程她全部亲历。刚被安置在九洲体育馆的时候，王思凡说自己厌恶极了，所有人都睡着地铺，有些垫在下面的被子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大概两天之后吧，我就不讨厌了。一家有事，所有旁边的人，只要是还能动都会去帮忙，我就在想，我应该也做点什么。”

　　第三天早晨，当王思凡出现在父母面前时，父母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女儿了。原本烫得像方便面一样的头发利落地扎了起来，浓重的眼影也被擦去，鼻孔左边的鼻环、嘴唇下面的唇钉都被王思凡悄悄剪断。她说：“老人们一般都接受不了我以前的那种打扮。”

　　因为王思凡只有17岁，今年还未成年，虽然如愿以偿地做起了志愿者工作，但是她却得不到志愿者的身份，依然只能挂着跟其他灾民一样的“救助证”胸牌。“做不做是我的事，有没有身份无所谓。”

　　本想救人反被困

　　辗转数日终于遂愿

　　“我知道做过志愿者在大学考试的时候有加分，但我可不是为了这个。”来自四川省乐山市的孙达虽然是1990年出生，但是还有4个月才到18周岁，因为上学早，已经是大一的学生了。他是从重庆自己就读的大学里逃课出来，跑到灾区的。

　　孙达说，汶川地震发生后，看到电视里转播的灾区情况，孙达就决定要到灾区来做志愿者，于是5月14日，他悄悄收拾了行李，买好了水和食物就从重庆去了成都，走前给寝室的同学们留了一张纸条。

　　到了成都以后，孙达一心想要去最艰苦的地区，结果跟上了一个成都来的志愿者三人组，辗转来到了映秀。刚到映秀，归路就断了，结果他们4个人在映秀被困了4天。水和粮食都吃完了，结果自己反倒也成了需要救助的人，直到5月17日才被送回成都。

　　“这段经历让我觉得很尴尬，平时成年人都拿我当孩子，我还不服气，其实我真的就是个孩子。”孙达说，“现在我总是在想，自己真是不成熟，但就算我是个孩子，我也可以做我能做到的事。”5月18日，只在成都休整了一天的孙达就又跑去了绵阳，在九洲体育馆，他成功弄到一张“救助证”，开始了帮助灾民的工作。

　　被埋的时候发誓

　　如果活着就要“做点什么”

　　来自北川县的张文进，一个16岁的羌族男孩，也默默在九洲体育馆做着志愿工作。大地震让他失去了父亲，失散了很多亲人，守着母亲和刚刚3岁的妹妹成为了数万灾民中的一员。原本安排他与母亲、妹妹一起住在体育馆内部，但是张文进拒绝了，因为体育馆内对母婴灾民严格保护，不能随便出入。

　　张文进说，自己是被人从废墟里扒出来的，埋了整整6个小时。“这是上天给了我第二条命，我被埋着的时候就决定，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得做点什么。”

　　跟随“灾民大军”来到绵阳九洲体育馆后，张文进立刻去找了绵阳团市委在体育馆的站点报名志愿者，因未成年人“未遂”。“我后来找到一个医疗点，就在他们那里开始工作。”张文进说，“我帮忙做的工作主要是清查灾民住的地方是不是突然有人病倒，以及平时给病人送药。”

　　帮助别人，张文进有自己的一个“原则”：坚决不管那些年纪轻轻坐等救助的人。他说，在他们羌族人中，男孩到15岁就已经算是男人了。（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