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呼声已是波涛汹涌。

　　他被媒体称为中国首个民间高考改革基本方案的主要执笔人——在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等头衔中，目前，这个称谓使他更加显著地处在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在杨东平看来，30岁的高考制度正由青壮年步入中老年，其局限性、弊病和负面价值已经暴露无遗。他的理想模式是以多元评价代替“一考定终身”，同时，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把选择高校的权利放给学生。

　　然而，对于这份涉及许多人为因素的改革方案，人们普遍质疑的是，如何能够保证改革的公平？

　　“前阵子参加一个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研讨会，事先我很担心会不会又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还好，主张改革的声音更多。”杨东平这样开头。

　　“已经30年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对高考制度重要性、必要性的讴歌上，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我们必须从这个起点向前再走一步，哪怕是半步。我们要回答的是一场渐进的、稳健的、实质性的制度改革是否可能。”他说。

　　杨东平和他的伙伴们所提出的中国首个民间高考改革基本方案，或可看作是在某个层面上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挺改”的“激进派”

　　在这场推动高考制度改革的呼声中，杨东平因为力挺加速“改”而被许多学界人士看成是“主改”的激进派。

　　在他看来，高考有些弊病缠身。

　　30年前，作为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高考恢复了以学业能力选拔人才的标准，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正，统一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和高效率由此深入人心，被历史和社会所共识。

　　30年后，高考制度显然像个小伙子，由青壮年正步入中老年，它的局限性、弊病和负面价值已经暴露无遗。

　　对于高等学校制度改革和中等教育改革来说，高考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是中小学教育的强大“指挥棒”。在杨东平看来，它也是推进实质性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他认为，提速高考改革，可以说条件已经成熟。

　　为此，杨东平作为主要执笔人推出的这项方案，成为目前公开亮相的第一份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改革方案。

　　激进派VS守成派

　　民间从来不缺乏对高考改革的争论，快和慢是目前争论的一个焦点。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日前举行一个有3.8万样本的民意调查，95%的受访者对于现行高考制度持肯定态度。其中，17.6%公众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很好，应当维持”，77.5%的公众认为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应该适当加以改进。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主流民意肯定高考，同时支持高考制度改革。

　　高考改革无疑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如果要给中国所有教育改革从难到易排个座次，多数人会让高考位列第一，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高考改革快慢持保留意见。

　　被杨东平戏称为“守成派”的资深高考研究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说，高考确实有很多弊端，也对中学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目前还没有更科学更可操作的办法来替代它。

　　“高校招生考试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只能众利相权取其重者，众害相权取其轻者。减少高考的负面影响长期而艰巨，要从文化传统、人事制度、教育与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这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忧虑和心声。

　　首份有完整框架的方案

　　和刘海峰所预料的长期和艰巨相比，杨东平的改革方案显然快速利落。

　　基础资格考核+高校自主——这是他给未来高考划定的基本目标模式。

　　对于这个基本模式，杨东平的解读是应该以全国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考试为主，辅以高中学习成绩、高中课外综合表现的多元入学评价；高校确定录取标准、进行加试或面试后自主录取。

　　他的理想模式是，经过5到10年的努力，建立一种统一性和多元性相结合，“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结合，高校自主性和学生自主性相结合，国家宏观调控、高等学校自主录取、社会参与的全国高考和招生录取制度。

　　在新近“出炉”的方案中，杨东平提出6个高考改革的基本价值：首先保证公平，让不同地方不同人群享有大致相同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改变以分数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做法，全面评价学生；改变“一张考卷考所有人”，促进考试和选拔方式的多样化、多轨化、弹性化；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使这一权利最终重新回归高等学校，重视和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让学生拥有更多选择高校的权利。另外，坚持高考命题地方化的改革。

　　抛弃“3+X”提供套餐

　　最后，杨东平给出了一个构架完整清晰的“我国高考考试制度改革基本方案”，这份方案设计了从科目设计到录取制度改革的各个方面。

　　比如，从科目设计来说，方案摒弃了传统高考“3+X”的模式，给出一个能够适应不同学生多种需要的“套餐”，建议将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大学、地方性高校和高职院校三大类，再分为文科、理科、工程技术科、生物和医学科、艺术和体育科等不同科类，确定不同的考试科目和内容难度，适应不同学生的多种需要。

　　此外，建议强化春季高考，增加高校的数量，提高招生层次，使其成为和夏季高考同样规格和分量的考试，使学生获得两次高考的机会，择优选报学校；不依靠分数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将学生的高中成绩和综合素质作为重要参考，综合评价可以包括学生高中三年的平均成绩、学生成长记录、教师评语记录、实践活动、社会公益活动记录等等。不过，由于目前学校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这些改革难以操作，可以在中考改革中试行，以积累经验。

　　对招生和录取，他建议均衡各地招生名额差异，改变重点高校招生本地化的做法，减少和废除定向生、保送生、文体特长生、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等一些特殊的政策，因为有些政策已经成为导致高考腐败的政策通道。

　　推动作用是潜在的

　　在杨东平看来，“高考制度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除了向地方赋权、向高校赋权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向学生赋权。”他说，必须恢复学生对高校的选择权，具体做法是，同一批次高校同步录取，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到几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从高校的单向选择变为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

　　尽管民间对于高考制度改革的争议不断，改革的呼声却也日益被重复和放大。在谈到这个改革方案出台的真正目的时，杨东平说，并没有过多希望它能够立刻被实际采纳或应用，但作为民间的一种态度和一种推动力量，至少它对于有关部门来说具有潜在的“激励”和“推动”作用，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有意义了。

　　他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全国高考的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55%以上，大城市达到了70%以上，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相当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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