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其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8个月前，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4月28日《解放日报》)。

　　从三轮车夫到博士生，这无疑是当今背负种种恶名的高教体制下，相当难得的一曲教育佳话。这背后，既有一个年轻人对一门学问心无旁骛、不求名利的热爱与执著，更有一所大学开放的心胸。

　　遗憾之处在于，一旦某个故事成为佳话，也意味着它在现实中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且往往不可复制。换言之，破格录取的故事很少，蔡伟这样的优秀人才却可能有很多。将蔡伟阻挡在体制之外的，一是学历，二是英语。光这两条，就会让很多优秀人才与专业深造机会失之交臂。

　　与此相关的一个知名故事，应属美术学教授陈丹青愤然出走清华大学。让他感到不可忍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优秀，却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榜。自己无力改变体制的弊端时，他选择了同这种荒谬的体制告别。

　　与那些无缘进入陈丹青门下的优秀学生相比，蔡伟很幸运。但正因现行招生体制的僵化和荒谬，才凸显了蔡伟经历的“佳话性”。陈丹青所痛陈的教育弊端几乎是教授们的共识，只不过选择抗争的只有陈丹青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乃至于用实际行动固化着旧有体制；同样，“蔡伟佳话”如果只被解读为 “大学代代相传的气度和精神”，而不能去反思蔡伟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在被动承受的体制弊端，则任何过度的褒贬或阐释都会显得很无聊。

　　无论是教授的出走，还是蔡伟的破格录取佳话，均反衬出现行教育体制中不合理规则的荒谬性，都应该成为反思教育体制的一次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陈丹青出走”就不只是陈丹青的私事，“蔡伟佳话”也不应该只是一个墨守旧制语境下的励志故事。(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