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对全国12575名公众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高校引进“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53.4%的人表示悲哀；在“哪些职业失去操守的现象最严重”的调查项目中，74.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医生。64.8%公众建议，一旦发现违反职业操守，当事人应不能再从事相关职业。(《中国青年报》4月28日)

　　这些数据大抵就是我们所思所想，倒是背后的心态值得玩味：大学生论文抄袭，他会说“天下论文一大抄，凭什么我不能抄”；医生收了红包，他会说“付出与报酬不相符，凭什么不能堤内损失堤外补”；学者拿了广告费，他也会说“学术独立又不能当饭吃，凭什么我不能去贩卖忽悠”……说什么、想什么，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这股“气”是愤懑的，是失衡的，是支持我们底线下行为的心理基础。古往今来，神怪志异多是围绕“怨恕”做文章，我们也常说“冲动是魔鬼”——可见淡定有恒的心态多么重要，“怨恕之气”对异化社会秩序有多大效能。

　　“ 底线失守，百无禁忌”。社会发展到今日，有些事情真说不清我们的要求是高了还是低了。《食品安全法》马上就要正式施行了，我们稍有安心，但正如相关官员所言，我们其实并不缺法律，此前已有《食品卫生法》。卫生与安全，哪个是更高的要求？即便三鹿奶粉事件震撼全国，依然挡不住晨园乳业不舍昼夜地往乳制品里添加疑似致癌物。习水事件一波三折，迷雾尚待拨清，4月28日的《东方早报》又披露了浙江丽水碧湖中学10余名在校女生被强奸，据传“实施强奸者涉及商人、村干部和公务人员”……法律，道德，人伦纲常，跟他们说什么好呢？公众的心理震撼在这些恶性事件中已呈边际递减，审丑疲劳。有时你会想，就算群情激昂地等到一个结果又怎样？再严厉的惩罚也只能惩处当事人，我们拿什么来保证这些恶行没有“后来人”？

　　这些，显然不是一部法律、一张罚单所能彻底疏解的症结。出了问题，我们动辄诉诸体制、机制，是所谓理性建设性依赖症。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旧体制和新体制，当然可以说有优劣之分，但无论新旧体制，要正常地运行，都需要有更基础的东西作为前提，譬如信任结构。换言之，再好的体制，再完美的机制，还得靠人去操作，一旦机会主义、暴利主义成为心底横行之猛兽，即便有天大的代价要埋单，破坏制度与规则者也会前赴后继。此般癫狂，我们见的还少吗？

　　说到底，一切底线的失守都源于平衡感缺失。老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不均不仅体现在利益分配上，更体现在强弱之间的力量对比、社会阶层之间有序流动等层面上。眼下，之所有失衡感流行，除了转型期的正常不适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所谓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加深，呈现出“精英集团化，民众碎片化”态势，缺乏沟通与对话，自然不存在信任与理解，结果都深感对方惬意、自己委屈；二是社会自身校准平衡感的能力较弱，过于关注经济、忽视社会心理的引导与疏解，将一切精神文化层面的努力视为矫情，不屑、不愿从价值观上做更人性更多元的培厚工作。当此背景下，一旦权利失范火上浇油，底线更难以坚守。

　　就此而言，解决底线失守问题，责罚只是治标之计。治本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如何让公众拥有平衡的社会心理。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