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广东华南师大举行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上，一位红衣服、圆脸蛋的女生突然对正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的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文传道发问：“不是说农村缺教师吗？我有心想为国家做些贡献，但现在连个机会都没有！”(四川在线3月9日)

　　可能是被疏离得太久，也可能是不想一直沉默下去，这位大专女生勇敢地发言了，她聪明地盯住了被媒体包围的教育厅官员，从而也就向全社会放大了她的不平。一个口口声声要让高校毕业生与农村教育对接上的见面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健康、有序、机会均等的社会，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大专女生是不应该发出这样的质问的。按照文副巡视员的回应，农村教师供需见面会面向的对象，包括2009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及暂缓就业的本、专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毕业生……并无学历上的特殊设定，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门槛排斥。然而，真正对大学生就业起作用的，并不是这样的通行规定，而是另有玄奥，也就是被文巡视员视为“可以理解”的地方教育局的自行规定，“我们这边今年不招专科生”。

　　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这样“上行”未必“下效”的情况并不鲜见。地方总是会以地方的特殊性、具体性来消解上边政策的普适性，而作为一种协调和折中，上边往往也会作出一些妥协和退让，以“维护大局”。只是在这样的退让过程中，像大专女生这样的一些群体的利益，往往就成了牺牲品。毕竟，与大学生整体性的就业困难比起来，大专学生只是其中一个很“弱小”的部分。

　　我们总是习惯了“不折不扣”执行政策的表白，并为这样的表白感奋不已。事实上，在宏大的“不折不扣”的缝隙中，出于具体执行者的原因，往往会漏掉一些同样也具有同等权利的群体。在目前的一定程度上学历至上的环境中，大专女生的这种遭遇其实十分普遍。只不过，这一次又把这个伤痕亮出来给人看而已。

　　在整体性的成绩、成就面前，这些被漏掉者也许微不足道，也许是必然的代价，也许就是政策死角，就像大专女生的不被接纳，并不会影响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的成果一样。但这一粒粒像尘沙一样的弱小群体，一样有着完整的就业权利。她们的痛苦是这个社会无法回避的隐痛；她们的疏离感、被抛弃感，也是这个社会原本不应该有的耻辱。

　　“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一个门槛就把我淘汰掉了。为什么社会是这个样子的？我学了那么多年的东西……”这样的表达，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质问教育厅官员了，而更像是对整个社会的呼告。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