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当今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空前严峻。2007年有六七十万大学毕业生没找到工作，2008年将超过100万。前几年高校扩招，现在进入毕业高峰。又遇到国际金融风暴，全球经济不景气，外贸依存度过高的中国难以独善其身，不少中小企业关门，或大批裁员，正常的企业用人也趋于谨慎，减少了就业岗位。一增一减，撞到一起了。

　　毕：毕业生和家长着急，国家领导人也着急。温家宝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说，最担心的是两件事情，都跟就业有关，一是农民工返乡问题，二是大学生就业问题。他说，政府必须把大学生就业问题摆在首位，并提出四条对策：第一，一些重大的科研专项吸收研究生和优秀毕业生参加；第二，一些大型企业尽管有困难，一定还要吸收、留住大学生和研究生，留住有真才实学的技术干部；第三，学校的科研专项可以吸收学生参与研究，延长他们在学校学习和研究相结合的时间，这样既解决他们工作问题，还为今后的实践打下基础；第四，总还是有一部分同学，可能要从事与自己专业不完全相符的工作，但这是暂时的现象，我们不希望这样做，因为岗位很紧，所以你们先找到工作，解决生活问题，然后，随着我们经济复苏再调整工作。

　　梁：这些办法固然不错，恐怕不足以解决上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连和专业不相符的工作也找不到。现在上大学费用很高，不少家庭为了供孩子读书，节衣缩食，把家底都翻出来了。有的贫困生是贷款读书。如果毕了业还没处挣钱，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毕：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把大学毕业生全部包下来。不论分配到党政机关、国营工厂，还是事业单位，都是国家干部。当时大学毕业生数量少，一年才20万，国家包下来没问题。现在，已经增加到一年600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只能录用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毕业生只能面向市场，选择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有人提倡大学生独立创业，但刚毕业就创业，少数人或许成功，对于多数人并不现实。

　　梁：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主要是财政出钱，给大学毕业生设置岗位，不论是当村官、支教，还是当科研助理，都是如此。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治本的办法。如果让更多的人吃“皇粮”，让已经臃肿不堪的财政供养队伍更加臃肿，这样下去纳税人负担不起。有学者按人们的活动划分政治、经济、社会三大领域，把社会组织相应地分为三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如果说政府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组织也即企业是第二部门，各种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就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就是常说的社团组织，如果能够正常发育起来，会给大学毕业生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

　　毕：中国不是没有社团组织，但现存的社团组织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官办的社团组织，比如你熟悉的作家协会，实际上有行政级别，工作人员占的是行政或国有事业编制，工资是财政全额拨款，其实是变相的行政机构，大学毕业生想挤也挤不进去，社会进步也不应当让更多的大学生挤进去。还有一种是民间自愿结合、自我发育、自筹经费、服务社会的社团组织，比如我们知道的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这类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细胞，有活力，有生气，在环保、扶贫、教育、维权等公益领域做得有声有色。但民间社团目前注册登记很困难。很多社团因为找不到政府机构做主管单位，活动了多年，也不登记，或申请登记得不到批准。得不到登记的民间社团，吸引有职业的公民业余参与问题不大，吸引已经离退休的老年公民参与问题也不大，但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正式就业机会，就很困难。

　　梁：在西方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选择民间社团就业是很正常的现象，既能获得合法的收入，有发展空间，也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但目前在中国，决策者还只想到在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安排就业，没想到第三部门，尤其是民间社团也是大学生毕业的出路。其实，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发展很快，据民政部统计，已经达到近50万个，实际数量可能更多。如果每个组织录用一名大学毕业生，这是多少就业岗位？我不否定大学毕业生当保姆，但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到民间社团做事，总比当保姆更爽一些吧？

　　毕：现实情况是，民间社团有强烈的发育要求，但没有必要的制度空间。学者李凡看得很准：“原来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有两个目标：一是限制社会组织发展，既要控制社会组织的数量，也要控制社团发展，有选择地发展社团；第二要严格控制社团的运作。”在这种环境里，民间社团活动很难。吴敬琏先生、江平先生的社会地位不低了吧？一个当过全国政协常委，一个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但他们发起创办的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险些夭折。茅于轼等先生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影响够大的吧？但前几年也差点休克。名人尚且如此，无名之辈要想成立个社团，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梁：为缓解大学生就业难，决策者也应当尽快拆除门槛，让中国的民间社团发育起来。(梁子民 毕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