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先是高调回应对我们“影响不大”，一直唱到去年七八月。对此，我们有过一系列评论，明确表示异议。九月之后，他们又集体转向，改唱“影响极大”，大有日子过不下去之势。耸人听闻之外，又把新老问题搅在一起，乱“盖”一顿。大学生就业难、创业难便是一例。1月1日，《南方周末》开年十大猜，第三个问题是“农民工、应届大学生会‘家里蹲’吗”？思想文化史学者何兆武先生提出：“毕业就失业”好像变成了旧社会，大学盲目扩招，教育部长应该打屁股。昨天，《新京报》以两个整版篇幅重翻“扩招”旧账，通栏标题是：《十几天制订新计划扩招50万大学生》。南北呼应，要对扩招反思，要打部长屁股。

　　扩招后中国大学生过剩了吗？否。

　　事实上，自1999年扩招至今，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才从扩招前中国18岁至22岁适龄青年比例的4%，提高到23%(新京报)。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也承认：大学毛入学率韩国是91%，美国是82%，英国59%，日本是55%，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是67%，中国才22%(原文如此)，中国大学生人数还差得远呢！

　　去年教育部发布今后几年逐渐缩小招生规模的信息时，我们表示了相反的意见。2008年招生计划为599万，比2007年增长5%。预计2009年，扩招幅度将不超过4%，2010年则不超过3%。我以为，这个计划过于保守了，教育部也应当给自己提出“保8”要求，每年增长不低于8%。过去的扩招，很大程度上是还债的性质，是教育发展长期落后于GDP增长的补偿。教育的发展应当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面，为未来的发展储备各方面的人才，必须有前瞻性。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教育要有大发展。经济形势处于低潮时，更要加大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以便迎接高潮的到来。

　　昨天，温总理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全文发表。总理开宗明义地说：“当前，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既有紧迫性，又有深远意义。”总理在谈到高等教育问题时说：“从长远看，我们不仅要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满足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等教育的规模要“不断扩大”，而不是“不断缩小”，这是为了“满足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总理一锤定音，如何“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我们要看教育部的动作，一年比一年缩小招生规模显然是不符合总理的要求，也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不能采用减少招生的办法。这个办法，比用限制汽车数量解决道路拥挤还无能加昏庸。汽车还可以等道路多了再发牌照，人能等就业形势好了，再上大学吗？恰恰是就业形势紧张，大学要多招生。高中毕业不能马上工作，又不让上大学，你让孩子干什么去？我一直坚信，大学教得再差，孩子们自己泡图书馆，也比到社会上游荡四年强。这是极而言之，并非反对提高办学质量。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抗日战争时期，办学条件那么困难，我们国家办出西南联大那么好的大学。我们今天条件最差的大学，也比西南联大强吧？要论打屁股，该打的不是教育部长，而是那些比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好一百倍还要减少招生的校长，还有那些对更多的孩子上大学总是说三道四的学者。(苏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