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10月，对于教师职业而言夹杂着一丝悲凉，发生在山西和浙江的两起“弑师案”引发社会对于这一职业乃至教育本身的深刻反思。针对教师受害案件，27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负责人表示，教师正当使用的惩戒并非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迁就学生一切行为(10月28日《北京晨报》)。

　　近期发生在山西和浙江的两起“弑师案”是教育上的不幸，有必要深刻反思这两起“弑师案”。两起“弑师案”尚未盖棺定论，教育部提醒切实保护教师安全固然可以，但因此表态支持“教师正当使用的惩戒”，就让人难以理解。面对教师受害案件，需要做的是减少教与学的矛盾，而不是支持所谓“正当的惩戒”去激发矛盾。

　　事实上，两起“弑师案”就有体罚的影子。比如，在山西“弑师案”中，施害学生曾在其死亡日记里发泄着对初中时教他的两位老师的不满，声称“做鬼”也要杀他。“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反思两起“弑师案”，应该是如何减少学生对老师的仇恨。而支持教师对学生的惩戒——无论是正当的惩戒，还是不正当的惩戒，哪怕是教师恨铁不成钢，也容易激发矛盾。“教师正当使用的惩戒”哪怕有合理性，也不该是两起“弑师案”的正当回应。

　　退一步说，“正当的惩戒”原本就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在中国素有“严师出高徒”的现实语境下，“正当的惩罚”与体罚可能只有一步之遥。教师教育学生的手段是否合理，《教育法》、《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自有规定，惩戒是否适当、合法，对照即可，无需以“不提倡迁就学生一切行为”为借口，为体罚和变相体罚寻找台阶。(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