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彭国钧老先生建议对文言文的学习立个规矩,“定个明确的目标”,什么目标呢?像英语四六级考试那样,来个文言文四六级考试。此语既出,不用说,一定会招来反对声浪一片。果然。最直接的理由是彭先生学校一位大四女生的观点:这对就业并无益处。凡事固然不能这么功利,但彭先生的建议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摆开好秀才。”这是从前的一种正常现象,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吧。彭先生所以有此建议,出发点是担心文言文“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这很不必要。文言文退缩到博物馆里去,几乎是一种必然,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文言文既然有它的前世今生,也就有它的日暮途穷,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主观方面的所谓振兴,终将无济于事。有人研究,书面语里大量出现之、乎、者、也这一类的虚字,是春秋后期的事情,构成我国散文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大变革。这种“新型”的书面语,在当时被称为“雅言”,有一点像今天的“普通话”,用雅言写的文章后来统称为“文言文”。而同样是文言文,貌似没什么两样,实际上区别很大。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到唐朝人们读起来就困难了,因此有颜师古为之作注。

　　文言文的式微在于,它作为书面语与日常生活中用的口语从一开始就像李玉和说鸠山,大家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新文化运动主张废之,瞄准的正是它的这一软肋。明明是这么说话,写出来却是那样,能不别扭?其实,古人对文言文也未必就那么认同,宋太祖就很瞧不起虚字。宋朝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有一天宋太祖在京城视察,指着“明德之门”的门额问赵普,“安用之字?”赵普说,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野史嘛,当然就有不同的版本。在文莹的《湘山野录》里,宋太祖去的地方变成了朱雀门,说:“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我们可以推断,宋太祖的话肯定是说了的,在哪里说、怎样说而已。当然,皇帝老儿说话时是不是还有弦外之音,要待有研究的人们告知了。

　　彭先生觉得如文言文这些好的东西不应该丢弃,在我看来,文言文并没有被丢弃,不过淡出大众的视野罢了。中华书局每年整理出版、重印那么多古籍,如果没有一个相当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是不可想象的。彭先生把文言文成为“古董”的时间定为100年甚至50年后,实在过于悲观。从前讲革命“自有后来人”,在继承文化传统上也是一样。昨天我还在本版谈到把《老鼠爱大米》之类的网络歌曲以《诗经》的口吻道出,其中显见的正是作者的文言功力。在我看来,学习文言文和学习外语很有神似之处,而且,它既可以作为研究的工具,也可以作为修养的一种,如果常常要用或者有兴趣,自然会去学,也能学得好；如果不常用或者干脆不用,还要来个四六级考试,就是强按牛头喝水了。(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