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刚完成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的学历背景作了分析，结果显示，“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美国《科学》杂志以“美国研究生教育：头号博士培养学校现在出自中国”为题载文，将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该刊还预测，在下一份十年记录中，清华、北大也将在“产量”上胜出。

　　中国的博士教育去搭美国“便车”？

　　今年4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的这个数字继续上升，超过了5万人。

　　将以上美国的报告，对照国内博士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不难看到一个事实：国内著名高校毕业的研究生，纷纷把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作为继续深造的首选，也就是说，国内博士教育对本国优秀学生的吸引力不强。近年来，社会各方对国内博士教育的质量问题高度关注，甚至有人提出停办国内博士教育，去搭美国博士教育的“便车”。

　　在笔者看来，停办国内博士教育课程的言论，显然是极端的，或者是“故作惊人之语”。姑且不说博士教育对于一国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这在发展博士教育之初，就已取得基本共识)，就现实而言，美国的博士教育也无法容纳那么多中国学生“搭便车”，再说，这“便车”也不是“白搭”的。但国内博士教育的功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却值得反思。

　　近半数博士当公务员 两成以做学问为目标

　　众所周知，博士教育的首要功能，一定是学术功能，即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但学术功能在国内的博士教育中，事实上处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今天国内博士教育的“功能”，首要的并非培养学术人才，这从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可以得到证实，有关调查显示，近半数博士毕业生进了公务员队伍；这也可从报考博士者的动机进行分析，调查显示，以“做学问”为读博士目标的，只有20%左右。换言之，博士教育，满足的是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而不是培养顶尖学术人才的需要。由于这种需要的异化，企业老板、官员争相读博士，也由于这种需要的异样膨胀，我国每个博导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今年，复旦大学在博士招生中尝试先考察报考者的科研能力，成为一条新闻，从中可以看到，过去的博士教育，偏离学术标准有多么严重。

　　在我国，博士教育其次的“功能”，是提升学校的数据指标，以便“打造”研究型大学，从数据上接近世界一流大学。与美国大学普遍重视本科教育、以本科教育为核心不同，国内高校，不用说“985”、“211”院校，就连一般本科院校，也把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作为学校上水平的标志性成果。在各校的自我介绍材料中，一级学科博士点数、二级学科博士点数，必然是重点内容。有的高校为了获得博士点，高薪聘请外校教授，甚至把其他高校的整个学科引进来，还有的创设多栖教授、双聘教授等新的人事制度，壮大师资队伍力量，以利申请通过——在这样的博士教育中，能看到追求一流培养水平，甚至“真正教育”的影子吗？

　　博士教育再次的“功能”，是满足众多教授当博导的心愿。国外大学，讲师也可做博导，但在国内，虽然有高校“改革”，尝试部分讲师、副教授也可申请做博导，可很显然，博导依旧是一个有着光环的头衔。

　　当前最需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学术价值回归

　　在实现以上“功能”的过程中，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博士教育质量急剧下滑，博士严重贬值。国内大学并非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博士教育，只是按照眼下的博士教育“功能”来“开发”博士教育，更容易“发展教育业绩”、“拓宽教育资源”，且得到“社会各界”支持。如果国内博士教育坚持学术价值，注重学术功能，以“读博士就是为了做顶尖的学问，培养博士就应培养一流学术人才”为出发点和目标，那么可以说，很多今天存在于国内博士教育中的问题都不会存在，国内博士教育与博士学位也不可能如此快速贬值；国内博士教育的规模，在确保高标准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受师资力量、办学条件限制，更不可能在短短几年里，发展到超过美国的态势。

　　所以，对于国内博士教育来说，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学术价值的回归。但当博士教育按照学术标准招收并培养人才时，那些官员、老板去哪里读博士？如何方便地搞到博士学位？一些大学又用什么来体现政绩？那些大学能舍弃眼下诸多的“好处”，让博士教育失去其他功能而只保留“不起眼”的学术功能吗？除非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只追求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熊丙奇 作者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