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去年8月四川乐山一家电力公司给予43名贫困大学生每人3000元助学捐赠时，要求受助者汇报学习成绩，每年至少提供一次在校学习、表现等有关情况的汇报材料；一年后，14名没有一点消息反馈的大学生被取消了继续受助的资格。

　　最近的这条新闻，几乎是去年另一条新闻的翻版——2006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女企业家协会组织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对，承诺4年内对每个学生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市总工会同时给受助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报告一下学习和生活等情况。可惜，其中5位大学生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最后被取消受助资格。

　　对于去年这则消息，曾有不少人感慨现在的学生“感恩意识淡薄”；希望借助“取消捐赠资格”消息的传播，起一点教育作用。但是看来，希望落空了。按“不感恩”的比例看，襄樊为23%，乐山为32%。

　　我深深理解捐赠者对受助贫困生的关切之情，他们想了解自己的捐赠对象怎样用捐款、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可是，既然是帮助贫困生，既然是做慈善，捐赠者在捐赠时，可能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心理学家的研究一再表明，家庭贫困、经济负担沉重，往往使孩子从幼年起就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贫困学生，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挫折感，进而导致自卑、抑郁、焦虑、孤僻、人际关系敏感、自我封闭等一系列心理问题甚至心理障碍，部分贫困学生因此成为经济、身心的“双困生”，对学习、生活、性格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帮助他们健康成长，需要针对其心理特点。近年来，一些高校推出各种帮困措施，但一些措施由于不考虑贫困生的心理，反过来造成了伤害，比如举行公开的帮困物资发放仪式，开受助贫困生座谈会，拍摄专题片让贫困生交流成长心得。在周围的人“骄傲地”看着贫困生在自己的帮助下“自强自立”，诉说对社会对学校的感激时，贫困生的心灵却受到一次又一次伤害，有可能更加自卑、更加抑郁。有一些贫困生，宁愿吃不起饭，也不愿意表露身份，担心受到歧视，被另眼相看。针对这种情况，有的高校检讨了自己的育人理念，逐渐修正不人文的帮困行为，让贫困生“悄然”受助，过上自然、平等、有尊严的大学生活。而贫困大学生能如此学习、生活，正是帮困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说到社会捐赠者对受助贫困生的回报要求，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捐赠者和旁人看来，写一封信，汇报一下情况，是举手之劳；可这在贫困生看来，却可能是件难事，拿起笔向捐赠者诉说感激之情，会是一次十分复杂的“心理交锋”；对那些在大学里不适应环境、没有取得较好成绩的贫困生，可能就更为艰难。试想，大学生难道写不来一封信吗？而且这封信可以换来一年3000元的持续捐赠。如果他们很功利，会不以举手之劳的一封信去换捐赠吗？

　　我国素有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但如今在捐赠贫困大学生这件事上，表现却常常与国外的做法相反。国外诸多捐助大学贫困生的人，从来不留名，甚至明确要求学校不能把自己的姓名告诉受助者，以免他们背上感恩的包袱，不利于他们像其他学生一样健康成长。有的捐赠者会向学校了解受助学生情况，但不见面。在他们心目中，如果受助学生都想着今后怎样为社会作贡献、像别人帮助他那样去帮助别人，这种感恩情怀的传递，远比写一封感谢信、说几句感谢话有价值。谁能说，今天没写感谢信的学生，就没记住别人的恩呢？学成之后，就不会去帮助他人呢？

　　在要求回报一事上，捐赠者只考虑了自己的感受，而没有周全地考虑自己的捐赠究竟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帮助贫困学生成长，那就应该站在贫困生的立场思考。捐赠者需要的不应是表面的感激，而应是这个学生的健康成长，比起呵护他们脆弱的心理，那点捐赠者的骄傲感觉实在微不足道。若捐赠者要了解这些学生的成长情况，途径很多，大学辅导员、班主任都可以问。需要补充说的是，中止捐赠，可能给曾经受助的贫困学生带来更大的心理伤害，其后果，不是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不感恩”，而可能让他们感慨自身贫困的命运，以及整个社会的功利氛围。 (熊丙奇 作者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