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政协委员称广大高校存在“衙门化”问题，深圳一个处长职位，有40个教授来争。据悉，广东目前有两院院士30余人，比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院士还要少。(据9月7日《成都商报》报道)

　　这让我想起一则逸事：当年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称的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曾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先生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邀其出任所长的傅先生听后，立即退后作揖；而今，却成“40教授争处长”。

　　不过想想，也不难理解。而今之大学，也还分什么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所谓“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行政级别，体系森严，已如一张大网，将校园套了个严实；一应资源，尽在行政权力一手掌控之中。中国大学，多为国有，与权力近，即与资源近……“经济理性人”原理所决定也。

　　我们不禁要问：要是教授们都做处长去了，这学问由谁来做呢？大家都知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正如北大已故校长蔡元培先生所说。而研究学问，也正如蔡先生所倡导的，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与行政级别所要求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是不相容的。为了保障学术独立性，这就决定了理应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学”，凡学术问题，不受行政权力干涉，从而生成一个自足的学术共同体。

　　进而言之，还要实行“教授治校”，——教授也当介入学术、教学而外的，高校的管理等其他公共事务，由学术共同体所生发的学术权力，与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形成制衡。唯此，才不致于教授们无心做学问，才不会有“40教授争处长”的现象发生。(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