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学生张孟苏因“低分”而与国内大学无缘，又因“高能”而被国外大学以高额奖学金延揽的传奇，如今却又陷入“罗生门”的尴尬———媒体一面借张孟苏事件猛批国内教育制度之荒谬，一面却在加紧追踪张孟苏被新加坡理工大学录取的“真相”。追踪的结果，不但新加坡的“理工大学”大多不算大学，甚至也没有任何一所理工大学录取过张孟苏；甚而，连张孟苏是否曾经作出过助人为乐的举动，也成了无从证实的悬案。至此，一场有关中外教育制度优劣的大讨论，却沦为一道“低分门”，让所有牵涉其中的人们尴尬无颜。

　　首先感到尴尬的，当然是若干评论家和发表他们评论的媒体。《张孟苏经历所带来的启示》、《中国高校能否特招张孟苏》、《学习新加坡招生老师好榜样》、《张孟苏奇遇促我们反思何谓素质》……光看这些题目，就知道对于评论家而言，张孟苏的奇遇可谓正中下怀。因“低分”而被国内大学拒绝，却因“高能”、“高德”而被外国大学青睐，如此生动的典型事例，绝对是讨伐中国教育制度的最佳题材。

　　不过，评论家的尴尬并非不能解套。虽然借题发挥之“题”或许为假，但所议之事却依然为真。“低分门”事件真相渐显之时发表的《可疑的张孟苏事件与真实的教育弊病》，就是最典型的自辩，而且由此也道出了“低分门”事件中，中国教育的尴尬。

　　一件未经充分证实的事件，却成为评论界群体共同的兴奋点，固然可以证明评论界的轻率，但同样可以证实的，还有中国公众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普遍不满。对僵化的高考制度的不满，对应试教育的质疑，对招生腐败的担忧，已经在公众心中积郁多时，每一次敏感事件的出现，都会成为点燃公众不满情绪的导火索，使公共舆论陷入新一轮貌似理性，实则高度情绪化的“反思”。一项事关国民福祉、国家前途的事业，却陷入被公众高度质疑、不满的境地，实在是极大的尴尬。

　　不过，对于公众的不满，教育界并非全无回应。几乎与张孟苏被传被新加坡大学录取同时，清华大学也已做出大胆突破，以降低60分的标准，录取“少年作家”蒋方舟。遗憾的是，这一以素质考察为录取标准的大胆尝试，不但没有得到公共舆论的理解和鼓励，反而引发“不公”、“暗箱”等一连串质疑和责难。在这里，公共舆论不但表现出对国内外大学同一行为评价的“双重标准”，也同时表现出对国内教育制度突破的矛盾甚至分裂的心理。一方面，舆论对教育制度僵化的批评几近深恶痛绝，而在另一方面，又对教育界的任何突破性尝试保持着极度敏感的警惕和质疑。呼吁打破僵化的舆论，却在事实上不断推高、固化着僵化的制度，也构成公共舆论的极大尴尬。

　　当然，公众对制度突破的尝试保持高度警惕，确实有着足够的心理依据。僵化尚且跑冒滴漏，松动必然管涌溃坝，是公众基于生活经验而得出的担忧。在一度盛行的“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下，公众一度相信，只要也必须有严密无隙的制度防范，才能保证教育及其他一切机会的公平分配。但无论是香港大学在内地的招生，或是真假莫辨的“低分门”事件，却恰恰是以制度的松动、灵活为最重要的特征。而灵活的制度仍然能够取信于民，甚至传为美谈，教育界的公信、社会的互信，就成了最重要的基础。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公众往往会给出最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不相信！”。一桩真假莫辨的招生事件，却在中国社会引发如此热切的关注和议论，这才是最根本的悲哀和尴尬。

　　我们特别愿意指出的是，公信的基础是互信。每个人都批评他人不讲信用时，每个人也就都失去了被他人信任的资格。因此，重建公信的呼吁，不妨就从信任他人开始，并因此而为自己赢得被他人信任的可能。比如说，我们不妨相信，清华大学降低分数录取蒋方舟，就是一次素质教育的巨大进步。面对如此精彩的实例，我们还有何必要去关心那个真假莫辨、莫名其妙的“新加坡理工大学”？又何至于落入如此的尴尬？(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