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初步决定降低60分录取少女作家蒋方舟，有论者引用了孔夫子发明的“有教无类”予以肯定。

　　每一年，高考结束，录取开始，媒体上都会频繁出现“有教无类”这四个字，然后把钱锺书拉出来说道一遍。拜托，换一个新鲜的例子好不好？请不要再谈钱锺书，也不要谈破格录取钱锺书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破格录取。更不要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清王朝“破格”录取为进士，进入翰林院。

　　破格录取古已有之，和有教无类无关。在孔夫子的年代，有教无类的“类”，是差别。这个差别，不是数理化成绩，而是出身、种族和阶层的差别。从种族上来说，孔夫子是商族遗民，他的学生并不限于商族，他也教导“世仇”周、鲁子弟。从阶层上来说，孔夫子属于“士”，但他的学生有做生意的，有种地的，也有当兵的。士农工商，是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四个阶层，由于“有教无类”这一教育原则的贯彻，同时也由于科举取士制度的实行，四个阶层之间可以互相流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也趋于稳定，以迄于清王朝。

　　变化开始于清朝末期。1907年，科举制度废除，固然带来了新式学校的兴办，但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它的副作用是农村子弟的受教育比例直线下降。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农村开始进入长达百年的衰退期。

　　就当下来说，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对立，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高考的意义在城市和农村呈现两种不同面相。对于城市子弟，高考意味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目的是接受技能培训，找一个“更好”的工作，高考为的是自己；而对于农村子弟，高考意味着改变自己的“贱民”阶层属性，然后改变自己的子子孙孙的阶层属性，高考为的不是自己，而是后代。为此，一代一代农村子弟，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相比来说，农村学子的愿望是微薄的、生物性的、前现代的，因而也是不合乎世界潮流的。前几年，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位高级教师在《南方周末》著文，猛烈抨击苏北地区农村中学的“唯高考论”，为素质教育鼓与呼，就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最近十年，“素质教育”的鼓吹、高考制度以及高校制度的改革、高校学费的猛涨，如今又诞生了各校“自主招生”这一招数，每一招数都是冠冕堂皇，巍巍哉，大义凛然，顺应改革的潮流，然而，农村学生在高校中的比例节节下降，稀粥尚需肉搏，何谈肉糜？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个阶层都有维护自己所属阶层利益的本能，都会肉搏上阵，为自己阶层争取利益。高校居于城市，课本的编写者、教育制度的确立者、高考录取的执行者、高校官员和教师们，都是城市人。那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高级教师如此，那些身体力行教育改革的人如此，那些用现代意义诠释“有教无类”这一中国古训的人，同样如此。

　　曾几何时，那些古老的词汇，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被一代代农村学子前赴后继地身体力行。然而，就是他们，被来自城市的利益群体指责为没有“素质”，高分低能。笔者不幸，曾经在北京大学呆过四年，眼见过很多“低分低能”，都是由于“素质高”而被降分、破格甚至不用参加高考而被录取的人。而他们所谓的“素质”，不过是会用钢琴弹“献给爱丽丝”，会写两首“席慕容”、“汪国真”，他们永远成不了音乐家或者作家(郎朗等人实际上不需要读北大、清华的)，但他们却可以挤掉其他人，招摇进大学。

　　这不是“有教无类”。真正的有教无类，是为社会弱势群体留出上升空间，而不是把他们本来就狭小的空间通过各种美好的名目，比如自主招生，再划分出去一块。真正的有教无类，是整个社会，包括城市阶层，必须偿还以前欠下的债，而不是固守自己的肉糜，拼命去抢弱者的稀粥。(林乙己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