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今年“高考舞弊第一案”，甘肃天水高考替考案终于有了比较清晰的案情披露。按照当地有关部门的定性，此案为“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高考移民和外省籍考生替考相互交织的高考严重作弊案件”。

　　官式语言往往严谨周密却语焉不详，上述简略语句叙述的，其实是下述案情：山东某县某人，将本县十几位学习成绩欠

　　佳的考生，转到录取分数远低于山东的甘肃天水报名参加高考，此为“高考移民”。然后再组织十几位山东考试高手远赴甘肃为这些考生替考，此为“外省籍考生替考”。两者“相互交织”，构成了这起严重的舞弊案件。

　　从教育发达省份，“移民”到教育相对落后、高考相对容易的省份，挤占当地录取名额、损害当地考生利益，本身就是极大的不公；“移民”尚嫌不足，还要找人替考，又是一层不公。双重不公叠加，强化了此案的严重程度。况且从披露案情的诸多疑点来看，十几位被替考生本来就不合法的“移民”身份，很可能也是伪造而成。若真如此，其背后由户籍管理、考生登记、考试组织、最终录取诸多环节组成的整个高考程序，可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条龙服务”。天水市政府对此案高度重视，由市长亲任“天水市200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替考事件调查组”组长，确实有足够的理由。

　　面对层出不穷的此类案件，舆论往往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展开检讨和批评，一是呼吁有关部门严加管理、严厉打击、严格执法，加大违法成本，杜绝违法现象；另一种思路则是将类似违法现象的起因，归结为不合理的高考制度和录取名额分配所致，因此要求检讨现行教育制度，改革高考方式，“从根本上”消除高考移民等违法现象的必要性。

　　而就中国当下的现实而言，高考必须每年如期举行，在不可能于一年之内完成教育制度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如期而至的高考，也就只好继续在一个不尽合理的制度下进行。于是，新一轮试图发现漏洞、利用漏洞的“变通”行为，也就继续在暗中进行。在这场“魔”与“道”的无限竞争中，监管与舞弊、违法与执法的手段相互促进，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额外成本。

　　必须明确的是，在层出不穷的高考舞弊现象中，有一部分属于现行教育制度带来的副产品，如“高考移民”的最初出现，便属于学生家长在现行录取名额分配制度下，利用户籍制度与学籍管理之间存在的模糊空间采取的取巧行为。在一个日益松动的户籍制度下，这种取巧行为不但有很大的空间，也相对容易得到舆论的同情。而其他如替考、作弊和录取环节的行贿舞弊，则在任何时候都属于违法行为，只要中国的教育资源没有充裕到供大于求，此类现象便必然给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带来破坏，必须严加防范、严厉处罚。

　　因此，面对不同的高考舞弊现象，应该采取不同的相应措施。一方面，只要中国的高度教育资源仍然需要通过高考进行竞争性分配，对替考、作弊、行贿等违法现象，就必须进行不计成本的严厉打击，以维护社会公平。而对于因现行制度漏洞而存在的灰色空间，则应该从严格监管和制度改进两个方向同时着手，而不能一味在高考报名的终端环节着手。

　　举例而言，在户籍制度不变，而人员流动、人户分离现象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仍然恪守按照户籍报名高考，必然人为造成进城务工或异地务工的家庭家长与孩子被迫分离，既不利于促进城乡和谐的社会公平，也不利于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在严格学籍管理的前提下，改按户籍报名为按学籍报名，应该是现行制度下可以接受和容忍的微调，也有利于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成本，但不改革也同样需要付出成本，还可能是更大的成本。现行制度下“魔”与“道”相互斗法造成的社会成本，与制度改革的社会成本之间，究竟如何权衡比较，已经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