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被老师“圈养”，又是什么圈养了老师的道德？这个问题，在看过上海部分小学生因个人安全不被允许课间在操场玩耍，只能被“圈养”于走廊和教室的新闻后，一直萦绕在笔者脑海中。

　　表面看，小学生被“圈养”，是一次学校因个人小利益而违背孩子天性的粗暴做法，指责学校或老师没有责任心，不讲职业道德，都不为过。然而，当这一切的指责随着时间而沉寂，谁又能避免下一次另外一种形式包装下的粗暴？事实上，更为粗暴，或者说，更为不讲教师基本职业道德的现象并非不存在。笔者亲属的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在考试前被老师明示，要帮助学习不好的同桌获得好成绩。并且，当这个孩子的一切条件都符合三好学生的评选时，被该老师明确告知，因为没有按时在学校购买指定的练习辅导书，便被取消评选资格。

　　一个刚刚开始正规学习生涯的孩子，便被自己尊敬的老师教唆作弊；一个刚刚涉世未深的孩子，怎么都不会明白，如何一本练习册让自己失去了一个学期都在努力争取的荣誉。家长面对孩子的失望又该如何解释？愤怒，是当然的。盛怒之下，矛头对准老师这是必然，就像现在我们要将矛头对准上海这些“圈养”孩子的学校一样。然而，静下心来思考，问题接踵而来。

　　什么让那些老师泯灭了为人师表的尊严追求？什么让那些学校变成了小心翼翼的圈养场和唯分是从的竞赛场？如果，我们曾经用心倾听过他们的压力和抱怨，这一切便都不言自明了。上海某小学的校方解释“圈养”的原因时说，担心孩子的安全。那么，如果孩子不安全了，学校会面临什么？可以想象，学校的上级部门或许已经有了校方保障孩子安全的高压线；也可以理解，一旦哪个孩子出了问题，孩子家长哭闹、纠缠、告状似乎都可以理解；也可能，当学校真的有了责任，社会的口诛笔伐将让当事人和校方付出比应该付出的更多。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人情、舆论环境下，学校和老师会如何反应？轻则“圈养”，重则为了层层压力而对孩子施加育人之外的丑陋。

　　扪心自问，在有形制度和无形舆论的重重施压下，大多数人能否选择用道德的力量战胜利益的选择？如果有了犹疑，内心的微妙变化都可能带来外在行为选择的扭曲。事实上，在这个商业社会，道德往往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规则打败，一个人内心的道德阵线，在规则的一再逼迫下退而又退，直到跌破底线，直至道德沦丧。一个没有规则压力的人，遵循道德戒律是为人之本分；一个在规则压力下，仍然坚守道德底线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楷模。楷模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道德后撤，如果成为一种现象，我们便要反省是否规则出了问题，而非一味指责取向利益、选择自保的个体。

　　传统的私塾教育大部分是有钱人家的事情，所以，“因材施教”有可能成为先生们的教学方式。今天的教育环境是，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多少有点“流水”教学的味道。因此，引入现代的管理手段，是当代教育系统的必然。但是，管理不是不停地念“紧箍咒”，适当地做点减法，为学生减负、为老师减负、为学校减负，给他们留点空白任其自由发挥，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更富有才智，漫长的教育历程才会更加有趣而富有魅力。

　　“圈养”小学生的是学校，那么，解放孩子天性就从为学校环境松绑开始吧。就像热播的电视剧《高纬度战栗》中探究的腐败问题一样，腐败是个人的堕落，而处于社会中的人们视而不见、肆意纵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师崇高师德的回归，需要制度、家长和舆论的适当退让与宽容。 (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