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晚，我听说本村儿时的一名伙伴到广东东莞市来了，与他通电话。他告诉我：他已从家乡(湖北省仙桃市陈场镇)的中学退休，到东莞厚街镇的一所民办学校“发挥余热”，把老伴和孙女也带来了；孙女在这里读一年级，交了800多元的学杂费。当然要交。不然人家老板哪来的办学积极性？这个学校从小学到中学有4000名左右的农民工子女，多大的慈善家才有能力免费办学？那，我们家乡那头给不给补助学费呢？不会。人家说又没要你把子女送外地读书！这样一来，老家的政府部门不是正好可以省出一笔义务教育经费吗？国务院关于义务教育免费的“惠民”政策不是口惠而实不至了吗……我们两人的议论自然没有什么结果。

　　可巧在3月8日的报纸上看到了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对温家宝总理的建言，恰恰谈到这个话题。

　　34岁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已在广东佛山打工10年，深知农民工的甘苦。“她慷慨激昂，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一点不憷头”(温总理赞语)地提出了好几条关于改善农民工现状的建议。或关于解决无法将社保转到不同的省市而不能享受社保的困境，或关于文化生活特别贫乏有时间只能打牌赌博消遣的问题，但最让这名打工母亲挂心的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难题。

　　她语带辛酸地说：“农民工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担心留在家乡的孩子每天是不是吃饱了饭，穿暖了衣，上学的路上是不是安全……这种牵挂的感觉，是非亲身经历者所难以体会到的。”她问“留守儿童看望打工父母能不能优惠车票”？既然大学生假期坐火车飞机都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留守儿童”反向回“家”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份“福利”是国有铁路部门应该提供的。海内外凡没有盲心之人都承认农民工为“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立了头功，全国的纳税人想必也不会对给予他们子女的这点优惠怀有嫉妒之心。

　　至于随打工父母到外地读书的(就是本文开头说的那些学生)，她关于“给农民工子女发放义务教育卡”的建议则可以解困，真正让他们享有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个建议也许是帮她改定发言稿的“高参”借鉴国外“教育券”的模式而提出来的，也可能出于她的直觉，认为这种类似商场促销发的“代金券”，完全可以当钱消费。

　　在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辩论中，有主张一步到位实现国民平权和迁徙自由的，也有主张列出时间表渐进改革的，而渐进的第一条就是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义务教育条件，第二步是实现就地参加中考和高考，总之都是关于教育的。子女的教育和前途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也是实行社会公平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对此毋庸多议。现在涉及的不是“理”而是“利”的问题。许多城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入学儿童减少，学校与师资闲着也是闲着，便慷慨地减少了外来工子女的“借读费”，但要当地政府一视同仁地对待外来工子女还做不到。如果适龄儿童手上有“教育卡”，这个问题便好解决得多。

　　“义务教育卡”上的钱是由属地政府提供的。地方政府有的是有钱不愿出，有的是真穷没办法。有人为甘肃省那些被解聘的“代课教师”鸣不平，我也为他们抱不平，干了一辈子的“补偿”500元就被人家打发了，怎么说得过去？另一方面，我想，当地政府官员不至于比富裕地区的官吏心硬太多吧，可能还真拿不出多少钱。我们不忍心责备当地政府，因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

　　想想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和经济实力从来没有中国强大的印度，人家是怎样做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我们怎么好意思在国家财政年收入达到5万多亿元(人均贡献接近4000元)的今天，还把义务教育出现的困境推诿给国家财力不足呢？

　　另一名农民工代表李丽丽在发言中着重提出了加大义务教育统筹力度的建议。她说：“我期待着3年以后总理在报告中写道，中国已高水平地普及了免费义务教育。”对此，温家宝特别解释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讲教育时加了一个字，“往年我们讲的是要让孩子们上学，今年我们讲的是要让孩子们上好学，这一个字是代表什么含义呢？就是代表不仅要让孩子们上学，还要提高学校的质量。”

　　要让全中国的孩子们上“好”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不妨从最急迫的解决打工者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开始；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落实全国通用的“义务教育卡”制度，不失一个破解地方利益冲突困局的好办法。(作者：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