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由于邹恒甫、何志毅两教授的人事风波，由于院长张维迎的言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再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最近，又有人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次全院大会的记录发在网上，有些好事者将这次会议描述为“北大光华全体职工批判张维迎大会”。

　　从表面上看似乎确实如此，从网络文本上看，发言的教师们确实对张维迎的具体决策提出了批评，并且对学院表达了强烈的情感。相应地也可以理解为对张维迎院长的失望与不满。但如果只是这样理解光华的老师们，未免太不尊重他们了。过去一年来发生的诸多高校新闻事件，之所以最终不了了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当事人处置不当，或者舆论错误解读，把本来具有制度变革意义的公共事件，变成了私人恩怨、个人道德、修养风度之争。

　　事实上，北大光华学院教师们最近的努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部分教师在这次会议之前自发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并由院工会主席提出。这份建议书中最关键的一条是要求成立学院教师委员会，由全体教师选举产生，由一定比例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组成，学院行政班子决定的重大事项，需经教师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教师委员会每季度定期召开一次会议，并可根据需要召开不定期会议。至于重大事项的范畴和决议方式等，也由教师委员会筹备小组起草，全体教师会议讨论表决后施行。

　　这个呼吁抓住了当今人们议论纷纷的大学问题的要害。发生在北大光华学院的邹恒甫事件、何志毅事件，以及发生在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其实质都在于，在大学、学院里，应当由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评估教师的业绩，是本系、本院的教师们还是系主任、院长、校长等校园官员？由谁来决定系主任人选，是本系的教师们还是院长、校长？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发生的师德事件之后续处理之所以令人惊诧莫名，关涉的也是同一个问题。更广泛而言，系、学院、大学的重大事项，究竟应由教师们来决定，还是应由校园官员自己关门决定？

　　现实是一清二楚的。中国的大学跟司法、金融、社区等其他领域一样，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延伸到大学中，并且支配了大学内部的运转。涉及系、院、大学的重大问题，当然是由校园官员们决定的。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士，除非具有极其清醒的自我约束，否则，必然就像行政官员那样思考和行动。即便他们本来是著名学者，追求法治的法学名教授或追求自由的经济学名教授，也完全有可能像一般校园官员那样做事，而罔顾学术标准及教育的专业标准，做出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不是因为他本人的品质有多坏，修养有多糟糕，或者是他变质了。这是制度使然。他在这个位置上所享有的，本来就是自上而下被授予的行政性权力，而不是自下而上获得承认的治理权威。所以，他觉得召开一个院长办公会就可以赶走一位教授，而根本不可能会想到去征求其他教授、教师的意见。

　　所有大学教师都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受害者，包括那些在这些大学权力位置上的教授们。因为，其实，舆论、公众对于大学是有另一种期待的。光华学院那种人事纠葛，放在行政机关，司空见惯，无人关注，发生在光华学院就是新闻。人们总觉得，大学总应当像个大学的样子。这个朴素的想法，其实有最深刻的哲学依据，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讨论的idea(相)，或者孔子谈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背后隐含的伦理学。学者在大学行政职位上像行政官员那样做事，只会招来舆论、民众的质疑与批评。

　　那么，大学的样子应该是怎样的？光华学院的老师们已经清楚地提出来了。在会上发言的好几位教师都曾在西方留过学，而大学在西方最早形成之时，其实就是教师与学生自愿结合而成的一个行会。同样，孔子的大学、宋代大儒们所办的伟大书院，也是一个依靠学术、道德凝聚而成的师生共同体。权力在这里根本没有位置。

　　权力在这里也根本就是多余的。一个教师是好是坏，他的同事们最清楚，由他们甄别评价，最客观也最可信。同样，一个系、一个院应当录取什么样的研究生，应当为学生开设哪些课程，教师们当然最清楚。教师们具备成为学术-教育共同体之重大事项决策者的信息优势，由他们来决策，比由校园行政官员来决策，决策正确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大学成为好大学，需要很多条件。但万事俱备，若缺其中一个条件便绝无可能，此即大学像一个学术-教育共同体的样子，其核心则是，身为学术、教育专业人士的教师们享有终局话事权。（秋风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