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在争议与探索中寻求完善

　　2月25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再次召开座谈会，就“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征求各界意见。

　　考试招生关系千家万户，正如《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成员、文件组组长孙霄兵所言，“一个普通高考，参加人数超千万，录取人数超过600万，这在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直到今天，以高考为核心的考试招生制度仍在变与不变、变什么、怎样变的争议与探索中等待完善。

　　高考　必须体现教育公平

　　从四川一个偏僻小镇走出来的清华大学研究生刘国平，深切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的伟大，然而，今天，他却发出这样的诘问：“教育还能否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身边的变化，让刘国平陷入深深的思考，正如温总理提到的，“为什么大学里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

　　“个人的出身越来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和前途。而实际上农村的孩子以前跳出龙门的唯一方式只能是教育。”刘国平说，“看看现在每年高考进入大学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比例的变化趋势，再看看各高校的保送生来源。”他说，据参加过自主招生的人介绍，现在能够参加自主招生的孩子，绝大部分是城市里的，而且都来自非常优秀的学校。“这难以体现教育的公平性，也难以体现教育的以人为本。”

　　两位外来务工者的呼声呼应了刘国平的责问。北京茂林园宾馆经理兰惠泉说，据统计，2008年全国大约有1亿5千万投资经商务工人员，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已得到基本保障，但是他们的中高考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如果不改革，将耽误一代学生。“流入人员子女，许多出生在流入地、长在流入地、借读在流入地，因为没有在户籍所在地上学，他们在借读地或原户籍地参加高考都面临很多困难，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的高考权利。其次，由于各省的教材不一样，各地自主命题，在父母流入地读书的学生可能就不适应原户籍地的高考。即使他们回到原户籍地参加高考，也在考试上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

　　同为在京就读外地学生的父亲，北京丰雪图文设计工作室的杨永胜明确指出，“外来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后，不能在学籍地参加中考、高考。”杨永胜说他小孩就读的学校初中有12个班，每个班基本上有一半的学生是外来儿童，“受到现行教育政策的限制，在孩子就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后，升高中、考大学要回原籍，这对很多已经在城市进入义务教育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建议，实现全国统一的管理制度，统一管理入学、升学，包括教育经费的划拨；同时，在国家户籍制度改革无法立即实现的情况下，教育部门要敢为天下先，要先打破制度政策限制，逐渐弱化户籍制度壁垒，实行在学籍地无条件接受高中教育和在学籍地参加高考的制度。

　　高考　淡化功能　降低难度

　　多年带高三毕业班，清华大学附中的特级语文教师杨建宇今天却无法显示出更多的成就感，“成天就是教学生怎么得分，我觉得这有悖于教学规律。”

　　对于一个有着三十余年教学经验的老师，杨建宇说，高考改变了他自己，也改变了他的学生，所以他认为，高考制度是合理的，它圆了众多孩子的大学梦想。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高考必须改革，不改不行。”

　　“首先，高考的功能强化得太厉害，名副其实就是一个指挥棒。”杨建宇对此深有感触，“从我所在的高中来说，学生一进高中，马上就瞄着高考，完全用高考来指挥我们的教学，来指挥一切教学活动和教学行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不如交给大学，我们现在的考试实际上是一种机械化的一刀切式的考试。当然会考试也是一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以牺牲学生个性发展为前提的。我觉得高考不应当把担子放在中学。我建议能不能把这项工作完全交给大学，如果你要想上一流的大学，想上好的大学，那就参加预科班的学习，它的学制是两年，两年以后参加这个学校的高考，你如果考不上还可以复读，考上以后是从大三学起，所以整个时间也不耽误。我要是不想上一流大学，那就参加各个学校普通的招生考试。这样大学才知道什么学生适合继续接受大学的高等教育。”

　　“第二，高考命题一定要降低难度。现在高考题搞得非常难，而且在那种细腻的地方来考察学生。”据杨老师统计，北京高考连续几年单科状元和总分状元都是女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做过统计，学生失分，70%以上是粗心，而在这方面女孩子比男孩子有优势，我们考试考到这种程度，在1 分、2分上，在细心不细心上分出优劣，这限制了学生活泼的创造性思维。”“高考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能不能借制定《规划纲要》这个契机使改革的步子走得快一点，步伐更大一点。”杨建宇呼吁。

　　他的呼吁得到了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谈松华的极大响应，“在基础教育界，很多有理想、有追求的校长和教师，很想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去教育，但是现在这种环境又使得他必须满足高考对基础教育的指挥。”谈松华说。

　　作为一名高三学生的家长，雨润花教育书店的吴彬同样强烈呼吁降低高考难度。他主张中学阶段文理不分科，“高考增加考试科目与增加学生学业负担没有必然联系”。吴彬以他的儿子为例说明，“我的孩子现在就读北京一所中学的高三理科实验班，他上高一的时候就非常漠视历史、地理的学习。他本来从小就愿意看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对时事政治也比较关心。但是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因为他很明确，他最终要上理科，而高考不考这几科。”现在的孩子都很现实，吴彬无奈地说，“据我儿子描述，高一的时候，实验班的学生大部分就决定选择理科，上这几门课的时候，他们班很多学生都做数理化作业，我觉得这种情况对一个人今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不利的。”

　　文理不分科会不会进一步增加学生负担？怎样把增加科目与课业负担的矛盾处理好？吴彬建议把高考难度降下来，“因为是综合教育，面是最重要的。同时我认为应该逐步提高各高校自主招生的比重，给更多的学习不拔尖但综合素质强的学生多一次选择的机会。”

　　招生　权衡统一性与自主性

　　同样来自农村，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库晓慧经历了二十年艰苦的求学历程。她深有体会地说，几十年来，高考在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合理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为高校选拔人才的同时，还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责任。“但各地区教育资源的差距、招生名额和录取分数线的差距大大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不均衡。据我了解，不同省份高考分数线可相差100多分，这种分数线差距，加大了地区和城乡之间原本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平衡。”

　　为此，她提出建议，各地区录取名额的分配是否能尽量保持均衡，录取分数线的差距是否能够尽量缩小，以便让农村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学习深造。

　　关于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谈松华提出这样的设想，能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完善现有统一的高考制度，同时加大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的权力。“统一高考是让全国1000万人都考一张卷子。全国2000多所高校层次不一样，类别也不一样，都用一张试卷，这个办法恐怕要改改。”

　　“把全国1000万高中毕业生用总分大排队，这个办法给学生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有人建议是不是根据不同类型的学校用不同的考卷、用不同的录取方法，这样就可以把普通高校与高职高专这样的学校区分开来，这一点上海已经做了。”

　　“另外，将来一般性的本科，是不是采取‘宽进严出’的办法，有统一考试，但是不要仅仅根据考试的总分排队。”谈松华提出第二个设想。

　　“中国这样大的学生考试量，一分之差，可能有几千人，我们在这里选，几分之差，就很容易使我们的学校为学生提高几分花不知道多少力气。 ”谈松华认为，现在的难度就在于对公平的要求，分数值最公平，其他东西人们会怀疑这里面会有别的因素，所以，诚信制度的建立最重要。“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完善，高考承载的责任就会相对分散一些。”谈松华肯定地说。

　　高考必须要改，但是高考改革确实要经历很多过程，采取一些积极又稳妥的做法，我们的高考一定会走出“怪圈”，与会者对此深信不疑。 记者　丰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