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去年12月15日，本刊于头条位置刊出《语文课的出路：回归传统》一文。文中，作者马智强先生就中学语文课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对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刊出后，不少热心读者以电话、电子邮件或写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系，就马先生的文章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我们从中选取两篇有代表性的商榷文章，连同马先生的回应文章一并发表，意在引起更多的关注，从而深化我们对传统文化之当代性的思考。

　　拙文《语文的出路:回归传统》(以下简称《回归》)刊出以后,引起很大反响,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对这些不同的意见,我都表示欢迎。特别是反对的意见,能促使我更全面、更理性地思考问题,去寻找更合理的答案。有文章批评我有“偏激的复古倾向”,还要《光明日报》对此“加以警惕”。在我看来,国内语言文字运用的空前混乱、语文地位的下滑低迷、优秀文化传统的后继乏人,这些倒是要忧虑要警惕的。

　　吕叔湘先生1964年2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说:“在今天的中学和小学里,语文课的教学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至少闹了三十多年了”。1964年往前推三十多年,就是三十年代初,也就是新式语文大约有最初毕业生的时候,可算算这30年已经误了多少国人?最近,清华大学年过八旬的何兆武教授在他口述的《上学记》中,遗憾地说自己的国学基础差,谆谆告诫年轻人“你们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文化……的载体都是古文”,“你要继承这个历史的话就非得学古文不可”。新式语文的功效差,何教授是最早的见证者。从1978年吕老再度批评语文到现在又是30年过去了,国家面貌沧桑巨变,百业兴旺,独语文教学深陷泥沼不能自拔。长期以来,社会上对语文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许多人一提到语文就心生怨恨,用“怨声载道”四个字来评价并不为过。有人给语文拟定了最严厉的判词——“误尽苍生”。的确,语文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神经,在我们讨论出路问题的时候,网上一个青年激愤地说:“语文课没有出路,出路就是不上语文课!”请问,还要维持现状吗?,不是太泥“新”不化了吗?

　　文本分析教学生的方法来自西方,西方没有汉字,没有汉文化,它来到中国后,许多语文教师可说是硬着头皮来教。文教界老前辈叶圣陶讲他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教师的时候就发现“文言文有讲头,白话文没讲头”。几十年来情况依旧。为了“有讲头”,语文老师拼命要把自己塑造成文章的分析专家、评点专家;为了“讲深讲透”,有的以致“走火入魔”,把原文没有的“深意”、“妙笔”都煞有介事地给“分析”出来了。可以想象这有多难、多费神,要耗去多少时间。就连著名特级教师于漪不是也在今年的《语文学习》上倒苦水说最难教的是语文吗?才智不够或时间不够的,只好把教参奉为至宝。教师分析的内容对学生掌握“工具”来说有没有用呢?可以听听社会的声音,“大多数不过关”已是定评,“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吕叔湘)。叶圣陶、吕叔湘两位先生早就对课堂讲风盛行提出过批评。叶老1978年说:“教师果真只管讲的吗?学生果真是只管听的吗?一讲一听之间语文教学就能收到效果吗?我怀疑好久了。”吕老1963年直截了当地讲:“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至少以白话课文而论,不是讲得太少,而是讲得太多。”没有当过或短暂当过中小学语文教师的人,对语文教学难有切身体会,难有切肤之痛,怨教怨学之状很少体会得到,这是可以理解的。

　　说到汉字,最近有权威人士强调要加强教育。我在《回归》中曾设想,“小学教育把朗读背诵和教习汉字放在首位”,“考试就考诵读得怎样,汉字写得怎样”,“要设写字课或布置课后练字作业”。(以上引文因篇幅未刊出)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汉字呢?一方面现在汉字处在有史以来最可嗟叹的地位,一方面汉字是整个汉文化的基础。汉字是单音节的文字,随便拿一本《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或看看古诗词、成语,就不难发现它的强大的表现力。文言文也是汉字运用的典范。汉语的词汇、短语、语法的结构分析的一套都建筑在单个汉字的基础上。汉字学好了(不仅能读会写,而且掌握常用义),则传统文化的学习才算打牢了基础。语文教材把双音节词为主的白话文置之主位,把单音节词为主的文言文置之次位,是完全没道理的。

　　关于“传道”的问题。“传道”是传统教育的灵魂,是立教之本。传统教育尤其重视道德教育,注重气节与操守,注重自我修养,强调道德责任、社会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漫长的历史上,“传道”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使中华文明最优秀的部分留传至今,丰富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新式语文教育忽视甚至丢弃“传道”,它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在商业化的社会里更为明显。当然“传道”的“道”也有糟粕部分,因此我在《回归》中提到“我们可以从内容、教授方法上适当改造它,使它更有效、更完善”。我希望找回“传道”的优良传统,而并没有论及“传道”的具体内容。有的读者搬出“愚忠、愚孝”来责难,又说“传统教育所传之‘道’与我们现代社会所提倡的‘道’完全不同”。怎么个“完全不同”?我思忖良久不得其解，只得愧谢不敏。中国三十年来,留学生回国的少,留居国外的多。这与“文革”前直至晚清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的中国,国力强盛,人民富庶,远非旧社会可比。一定是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使得大部分留学生“留”而不归。我在《回归》中作了一点分析,是否正确,不敢自是;但有人提出几个留学归来的例子加以反驳,我是不能赞同的。就像说“感冒有传染性”,你举出几个未被传染的例子来,这能说明问题吗?

　　最后,我对五四前后新式语文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的合理性、正当性,提一点看法。传统教育关系到亿万国民母语的学习、关系到国家文脉的继承,是国之大事。用一种新的形式取代它,必须慎之又慎。情绪化的、运动的方式都是有害无益的。新式语文教学出现的时代是追求思想解放的时代,喜新厌旧、变法

　　维新是社会的风尚,对变革举措往往缺乏冷静、理智、慎重的考虑,语文变革就是一例。它的出现是很仓促的:一、没有历史先例。在我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变革语体、变革教材、变革教法(三变)促进母语学习、促进文化承传的例子。二、没有理论依据。没有先例倒也罢了,在漫长、闭塞、专制的岁月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变革前有必要找到或创出理论依据来,以充分的理由论证“三变”优于传统教育。可惜一直没有这样的理论出现。三、没有实践证明。再退一步,没有理论也行,社会发展史上本多凿空之举。如果在小范围内,经过一轮学制(十二年吧)的试行,确实看到了变革的明显效果,那时再推开不迟。可惜,仿佛时不我待,政府一纸令下,各地就纷纷而动。新式语文教育就在这“三无”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这不符合处理国家大事的通常做法。近百年的事实证明,它造成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语文课“出路”问题的背景。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教育变异而为语文教育,我把它比作中国文化走失而且迷了路的一个孩子。改革开放三十年,祖国的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语文教学却不在其内,我作为语文教师深感惭愧,相信语文界的同仁大多有此同感。就让我们这一代行动起来,把这个走失的孩子领回到他母亲的身边去吧。(马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