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李培根，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机械与制造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4部。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3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世界称奇。在回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进一步探究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改革开放之路如何走，在今天或许是更重要的。

　　在我看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目前还开放得不够。

　　这首先表现在现有的高等教育其实并没有做到对学生完全的开放。在大学内部，学科壁垒现象严重，不同学科之间的大学生在专业方面鲜有交流，一些在研究方面非常活跃、颇有建树的教授却没有活跃在大学的讲坛上。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

　　不妨先看看传统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唐代韩愈之师说，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基本含义亦是如此。这两个基本功能毫无疑问是必需的。但仅仅只有这两个功能，还称不上好的教育。

　　在我们的传统中，一个大学教师，把一门课讲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应该算是一个好教师了。然而更好的教育难道不应该是进一步开启学生的心灵、启迪学生的智慧吗？

　　在我们的传统中，讲究师道尊严。学生尊敬老师天经地义。问题是这种尊重不能泛化到教学上，不能以丧失学生的主动性、质疑能力等为代价。

　　在我们的传统中，教与学本质上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自不待言，即便是实践环节，包括很多学校开展的课外创新活动，学生也基本上是在老师确定的框架中进行的。这样的实践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通常为学生设计了完整的专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有必修课、选修课；不仅有本专业的课，还要选修外专业的课。基本的体系应该有，但是除了必要的体系，是否还应该给学生更大的空间而不至于让学生封闭于某个体系之中呢？允许选修外专业的课程虽然给予了学生一定的开放，但学生依然处于相当严重的束缚之中。

　　试想，如果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为某一个课题或项目协同工作，他们由此而进行的相互学习、交流所得到的知识空间和知识开放程度，恐怕远大于选修一两门外专业的课。对大学生而言，这是打破学科壁垒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还可以进一步审视眼下各个学校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几乎所有教育改革的进程都是完全由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主导的。其实教与学的活动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二者缺一不可。既然如此，教育改革的进程为什么不能对学生开放一些呢？

　　可见，我们有太多的方面需要对学生开放。对大学生开放，教师不能只是传道者，不能成为绝对的尊者，不能处处以自己为中心；对大学生开放，学生不能只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不能封闭在自己的专业中，更不能只是教育改革的旁观者。

　　另一方面，我们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和业界的开放程度也明显不够。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曾有过一段对社会或业界非常开放的时期。诚然，在开门办学的那个阶段，出现过否定基础理论学习重要性的“左”的表现，但是，在反省之后决定强化基础训练时，原来重视与社会、业界联系的积极一面就像洗澡水一样被我们泼出去了。近年来，教育部以及很多学校都在强调加强实践，各个学校的实践条件在本科教育评估的促进下也改善了许多。然而很多学校却将学生的实践环节更多地封闭于学校之中。殊不知学生在社会和业界的实践是校内实践不可替代的，也是完全不能比拟的。我认为，如果因为校内实践条件的改善而把学生的实践置于更加封闭于校园环境之中，那将是高等教育的灾难。

　　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包括一些著名大学纷纷推行“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基本思想是让学生把社会服务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如果在服务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和体会社会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与需求，除了结合专业知识学习之外，可以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这难道不是更生动、更有活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吗？

　　很多大学已经把社会服务作为其基本职能之一，也就是说要实现大学向社会的各种形式的知识转移。然而人们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知识转移，即社会或业界向大学的知识转移。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或业界人士走上大学的讲坛，不仅是讲座，还可以包括授课。此外，在大学生的课外创新实践活动中，业界人士提供的指导咨询对于学生亦将大有裨益。

　　更进一步，大学的教育改革中，应该有社会或业界人士的参与。他们对社会或业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以及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等方面无疑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封闭于学校之中进行的。

　　总之，高等教育需要进一步开放。只有更加开放，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才会更有活力，更富于生命力，大学生才会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李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