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办大学分校其实是从天津开始的，北京是第二个办大学分校的城市。

　　我1978年5月调任天津市委书记，7月份，大家都在关注“文革”后大学即将开始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很多人向我反映，1977年天津市高考中分数达到及格线的考生有很多，但天津市的大学太少了，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我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的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请来讨论这件事。

　　我说，“文革”十年中断了正常的大学招生，造成各行各业人才奇缺，现在中央决定把抓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没有人才怎么行？我问他们，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如果扩大招生，主要的困难是什么？他们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我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我说可以招走读生嘛！就招天津市本地的学生，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

　　我这个扩大招走读生的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因为多数家庭都有孩子没学上的问题，所以在办学问题上大家态度都很积极。会上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中学可以合并或把一些小学校舍改成中学；所需经费主要是用于一些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支出，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市财政还可以负担得起。

　　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领导说扩大招生还需要向教育部请示一下，因为他们属于教育部管理。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因为“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使得大学教育的质量太差，他们怕降低标准录取的学生不能保证教学质量。

　　但我们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并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同志和彭冲同志访问朝鲜后到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的各项工作都很支持。我就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办大学分校的想法和做法，说明大学的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况且，市里也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

　　小平同志在报告上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这个批示后，我们就放手干起来了。我们依托天津已有的大学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左右的学生。

　　1978年10月我从天津调到北京市任市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那时1978年高考招生工作刚刚结束，各大学已陆续开学。北京参加高考达到及格线300分以上的学生更多，但受各大学招生规模的限制，很多学生没有学上，群众反映十分强烈。

　　11月份我召开了一个市委会，我说，“文革”十年有那么多孩子没有书读，十年没有培养出合格的大学生，我们国家自己推迟了自己的建设时间，没有人才嘛。我介绍了天津市办分校的做法，会上所有的人都很赞成，决定由白介夫同志具体负责。我说你酝酿一下，找大学的同志商量商量，重要的会议我参加。我把天津遇到的主要问题讲了一下，大家心里有了底。

　　后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北京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我在会上又重点讲了办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说现在的情况是国家不能再等了，年轻人也等不起了，大学老师那么多年不能教学，也不能再等了，大家都有迫切性，现在都要抢时间把教育抓起来。

　　我说，1978年的考试是十年里积攒起来的人，有几百万人参加，可录取的人才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我介绍了天津市办分校的做法，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拿出办法解决问题，尽快地让这些青年进大学读书。

　　市委的这一决定得到北京市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也没有一个人提问题，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这一决定也得到市委、市政府所有干部的支持，观点从来没有这么统一过，办事也从来没有这样顺利过。

　　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而办学经费和校舍则由市里解决。因为校舍不可能一下建起来，于是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大约需要好几千万，这在当时的北京市是很大一笔钱，除了压缩行政费用外主要占用的是基本建设费用，所以当时负责基本建设的同志有些为难，但他也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当时教育部所属院校与北京市所属院校一共有二十几所，像北大、清华、北航、人大及很多学校都建了两个分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共建起了36所分校。我们在招生条件上只划了一条分数线，凡是五门功课达到300分的考生都可以被录取进分校。据了解，根据这个条件当时有一万六千八百多个青年得以进入大学学习。从1978年的11月份开始酝酿到1979年的2月份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市就建起了那么多分校。这说明只要是急国家之所急，急群众之所急，利国利民的好事，就能够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能够做到上下齐心、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也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把事情做好。

　　开学前，我们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万多人的大会，所有分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参加了。在会上我对他们讲，虽然你们的分数与那些本校的学生相比要差几分，但考试不能完全证明一个人的能力，我相信你们在今后的学习中能够证明你们自己并不比别人差！我希望你们完成学业后能够努力工作，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8年、1979年有大量的知识青年返城，北京市的就业压力很大。虽然当时市政府采取了一些如父母提前退休由子女顶替、街道增办企业等措施，但还面临着每届新毕业的学生也需要安排就业的压力。这些分校的建立使得北京市在以后的每年都能够增加一万多名大学生，不仅可以弥补“文革”十年造成的人才短缺问题，而且也给了这些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就业压力。

　　我们在办大学分校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又开始着手增办职业高中和中专技校，改变北京市当时中等教育初、高中的单一模式，尽量多培养有专门技能的人才，同时也缓解了大量毕业生同时进入就业的状况。北京市政府的各个专业局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等部门都行动起来，提供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办学校，不仅市里各区，而且郊区各县都办起了各种行业的职业高中和中专技校。

　　1978年至1979年是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十年“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干部思想的混乱，以及干部作风的破坏。“文革”中各种左的思想对干部的思想影响很大，做事先考虑是不是符合上面的说法，会不会违反“正确路线”，因而不敢主动做事；特别是“文革”中谁只要做点事就会被戴上各种帽子、遭到批判，这就造成很多干部的不作为，遇到问题就躲，领导不说就不干，怕担责任以求自保。干部思想的混乱以及推诿的工作作风使得很多该做的事没人做，即便做起事来也瞻前顾后，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从来就不是怕事的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只要党的干部时时想着为群众排忧解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1978年北京市办大学分校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林乎加 作者1978年10月—1981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