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美国有几十所甚至上百所大学和中国的同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耶鲁与中国的关系比任何一所大学都悠久和密切。这是一种经受了数十年的战争、政治动荡和许多外交风云考验的关系。耶鲁为150多年前就与中国建立联系而感到自豪。

　　耶鲁与中国的关系始于容闳入学

　　耶鲁大学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目前，该校的外国学生已经超过1500名,其中中国学生就有300多名,人数仅次于加拿大的留学生。留学生的数字反映了耶鲁大学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的支持和成为全球性高等学府所承担的义务。

　　耶鲁大学与中国的关系始于1850年容闳入学。容闳早期在澳门就读于耶鲁人塞缪尔·劳宾斯·布朗创办的学校。容闳的能力给布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布朗将容闳送往美国一所预备学校，再后来进入耶鲁学习。容闳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获得美国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回到中国后，容闳倡导引进西方技术和技术教育。1872年，经清政府批准，容闳组织了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该组织派遣了数百名年轻的中国人前往美国的中学和大学学习，其中许多人被派往耶鲁大学。

　　1901年，耶鲁大学校友组建“雅礼协会”，从事有关中国的教育事业，该协会是一个无教派组织，还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耶鲁大学分支。

　　劳伦斯骑着毛驴在山西做了六周调查

　　在学习了中文和调查了大量已经在中国扎根的传教士后，创始人之一劳伦斯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以医学为主的教育机构。他建议设立一个由中国学者领导的预备部、一个师资培训部、一个正规的大学部、一个多教派的神学院和一个医学部。新闻学校和法律学校也在考虑之中。为了寻找建校的地点，劳伦斯曾经骑着毛驴在山西进行了6周艰苦的调查。不幸的是，劳伦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被确诊患了肺结核。在返回美国的途中，劳伦斯情绪低落地写道：“离开中国折断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国是我们的决心……我在祈祷我的回国能激励一些耶鲁学子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而不是使他们灰心丧气。”劳伦斯在到达加里福尼亚州后不久就病故了，年仅29岁。

　　继劳伦斯之后，又有不少耶鲁人投入到这个事业中来，终于形成了“中国耶鲁”的学府组合：雅礼中学(YaliMiddle School)、雅礼学堂(College of Yale-inChina)、湘雅医院(H siang -ya Hospital)、湘雅医学院(Hsiang -ya Medical College )和湘雅护理学院(Hsiang -ya Nursing School)。

　　雅礼学堂的毕业生广受欢迎

　　协会的教育工作于1906年秋季正式启动。1914年9月，雅礼学堂开学。除了国文和中国文学课使用中文外，其他课程的主要教学语言为英语。雅礼学堂在整个湖南地区的名声逐渐传开。医学院和护理学院也发展迅速，其毕业生在湖南和其他地区供不应求。

　　雅礼协会的项目由一所预备学校和一间在城中心的小型诊所壮大成5所机构，成为有着一处宽阔校园、人数众多的教职员、日益扩大的声誉以及财政和行政管理需求日益增长的联合体。

　　1931年，该协会决定联合其他4个美国和英国的机构，共同在武汉创建华中学院。雅礼协会分担理科系项目，并委任桂质挺博士为系主任。桂质挺毕业于耶鲁大学，并从1922年开始在雅礼学堂任教。在他的领导下，理科系逐渐成为华中学院最强的系。

　　耶鲁大学在华机构原先正式名称为耶鲁海外传教士协会(Yale Foreign M issio n ary A sso ciatio n )，1 9 3 4 年改称雅礼协会。它的使命已不再是长期支持与指导由耶鲁学子组成并控制的海外传教团，取而代之的是致力于“支持与指导以善意的无教派精神在中国创建和开展的教育与医学工作”的新改名的机构。

　　1937年11月，长沙面临日军的攻击。在随后的8年中，学校在战争的环境中挣扎而经受了许多考验。

　　在战争时期，雅礼协会各机构始终在二元文化教育事业中作出努力。医学院的教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人们解脱痛苦，从事他们为之贡献自己生涯的教育工作，中国人和美国人今天可为之感到骄傲。

　　1951年后，美国的雅礼协会与长沙和武汉的机构中断了联系近30年。

　　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接触的大门敞开了。1980年，美国人重新恢复在中国大陆的教育工作。新的侧重点是在医学领域的短期学术交流并且恢复了聘用耶鲁大学毕业生在预备学校任教一年或两年的计划。

　　上世纪90年代，雅礼协会(1975年改名为耶鲁中国协会)的活动扩展到了新的合作领域。除了保持英语教学外，耶鲁中国协会还在环境保护、儿科心脏病学、美国研究、戏剧、生物、护理和法律学科开展项目。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于2001年5月访问中国时说道，耶鲁大学与中国业已开展的学术合作“是今后全球性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提供服务的典范”。 (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