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学了，各类大小书店又出现了教辅读物热卖的现象。可是，面对眼花缭乱的教辅读物，学生、家长既迫切又无奈。

　　近日,山西省一位学生家长致信本报,反映该县200多所中小学劣质教辅泛滥，向全县学生摊派劣质教辅的书店虽多次被家长举报、被媒体曝光，却能照常营业，甚至变本加厉。

　　类似现象在其它地方也相当普遍。当下，教辅乱象几乎成了“欲说还休”的话题。

　　“教辅教辅，乱得离谱”——

　　1800册教辅读物中有70%属于粗制滥造，抄袭、抄错的现象比比皆是

　　“试题大全”、“高分宝典”、“复习指南”、“练习手册”、“全真题库”；试卷类、练习类、参考类、辅导类、名师类、状元类……大大小小的书店里，各种教辅读物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

　　过去，基础教育阶段应试类教辅读物主要针对高、初中学生，如今却是“全线开花”，从高中三年级到小学一年级，几乎每名学生的书包里都有教辅读物，几乎每一门功课都有教辅读物，主要学科大多有十几种、几十种教辅读物。尤其是语文、数学和外语学科，有的多达上百种。有人粗略统计，如今市场上各学段的“作文大全”有300种之多，每一种都有针对不同年级的若干套；有关“奥林匹克竞赛”的参考书甚至多达四五百种。

　　如此品种繁多的教辅读物，令许多家长和孩子无法选择。更令他们头痛的是，许多教辅读物内容雷同，质量低劣，错误百出。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曾花10万元从上海市场购买了1800册教辅读物，组织专人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至少有70%属于粗制滥造，抄袭、抄错的现象比比皆是。上海辞书协会最近也对上海教辅市场开展编校质量检查，合格率仅为30%。

　　前不久，由江苏省质量协会、教育学会、消费者协会、律师协会等机构联合成立的江苏图书质量评价工作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对江苏在售的1316种畅销教辅图书进行评价，并对其中114本使用频率高的样书进行逐本评议，发现近半数图书存在问题。

　　“教辅教辅，乱得离谱”。多、乱、差，成为目前教辅读物的基本现实。教辅读物充斥市场，填满书包，“泛滥成灾”。

　　“要想致富，多出教辅”——

　　全国不到600家出版社就有500家在出版教辅图书。教辅书热卖，根源是利益驱动

　　众所周知，低成本、高回报是教辅图书的显著特点。因为有两亿多中小学生这个庞大的读者群体，有着可观的经济利益，教辅图书一直被出版机构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一块诱人的“肥肉”。

　　有人统计，全国中小学教辅图书的市场规模是教材市场的数倍，如果一个省的教材市场每年有10亿码洋，那么，教辅图书至少在20亿码洋以上。更有吸引力的是，中小学教辅图书编写出版前期投入远不如教材大，限价也没那么死，利润空间比较大，一般毛利都在20%以上。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教辅图书有这么多“可爱之处”，全国不到600家出版社中，就有500多家在出版教辅图书，市场产值至少有200个亿。

　　专家分析认为，教辅读物多、乱、差的根源是利益驱动。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分析说，教辅书热卖，其背后实际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博弈。书商为了多获利，一头要抓住市场，一头要抓住老师，抓住老师实际上等于抓住了市场。因为,有众多老师给学生推荐书目,这些教辅图书的销路就有了保障。专家指出，在利益博弈中，受害者当然是学生，许多学生不仅被繁杂的教辅所累，更被低劣的教辅所害。

　　为了使利益最大化，有些出版商挖空心思，唯利是图。比如，违规套号出版发行教辅图书的现象也很普遍。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夏光明处长告诉记者，所谓套号，就是个别书商使用一个书号，出版发行一套少则几册、多则几十册的教辅图书，涵盖中小学各个年级和各门学科。夏光明认为，“一号多用”不仅违反了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规定，也造成了教辅图书市场经营秩序的混乱。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专家指出，教辅图书虽然说是一种商品，但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当这种特殊商品 “同质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时，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如果教辅图书的商业属性被无限制地放大，其文化属性就会受到削弱，甚至缺失，最终损害的将是学生。

　　针对教辅读物普遍存在的问题，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不无忧虑地说，中国出版业走向繁荣不能总是靠出教辅发财。

　　“高考中考，教辅是宝”——

　　教辅读物被师生们看作是升学考试的“风向标”、考高分的“敲门砖”

　　教育界人士分析指出，教辅读物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其根源是应试教育。没有家长、学生对教辅读物的刚性需求，教辅市场就不会有这么大，教辅读物也就不会如此泛滥。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教辅读物其实是教师的专门用书，主要功能是供教师备课、教学时参考，帮助教师理解课本内容。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片面追求升学率“蔚然成风”，老师对学生实施“题海战术”、“强化训练”，教辅读物逐渐变成了学生的必备用书。随之，各种各样的教辅读物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高考中考，教辅是宝”成为师生们的普遍共识。

　　业内人士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辅图书经历了统一订购发行、完全放开和统放并存的过程。从2001年起，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等有关部门下发了十余个文件，对各级教育部门统一推荐和组织征订教辅图书做出明确规定，加强了监督管理。但是，由于市场需求旺盛，出版机构依然趋之若鹜。

　　一些教研机构也推波助澜，纷纷组织名师编写教辅材料。他们解释说，这样做并非图赚钱，而是为了满足本地区教学的需要，帮助老师和学生强化训练，提高成绩和升学率。但由于教研机构和大批“名师”的权威性，许多老师把这些教辅读物看作是升学考试的“风向标”，学生们更是奉之为“宝书”、“经典”。

　　“减负减负,先抓教辅”——

　　只有使教辅“数量下来，质量上去”，才谈得上为学生减负

　　教辅读物乱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教育界人士指出，新课程改革使课程和教材逐步适应时代需要，向着实施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减轻学生负担应当以治理教辅乱象为突破口，只有使教辅“数量下来，质量上去”，才谈得上为学生减负。

　　不少专家建议，治乱治滥的前提是出精品。应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学者认真编几套教辅读物，并不断修订完善，使之成为主流、主导性的教辅品牌,供师生们选用。出版单位应该严把质量关，切戒浮躁心态，舍得投入，力出精品。专家们指出，国家已对教材的出版单位实行了资质认定，政府的出版管理部门也应对教辅读物实行评审制度，奖优罚劣，避免无序竞争。

　　湖北省教育厅日前要求，今秋普通高中课改后，严禁随教科书搭售、摊派各种教辅资料和课外读物；严禁学校以任何借口和名义向学生发放教辅资料并收费。中小学教科书的选用范围严格限定在省教育厅印发的“用书目录”中，任何部门和学校不得超范围选用。教育界人士指出，治理教辅读物乱象，必须加强订购、使用的监管，特别要禁止随教科书搭售和摊派。

　　有关学者建言，应建立教辅图书推荐制。仅以“不准中小学校以任何名目组织征订”来强行杜绝，结果是堵而不疏，并不能堵住潜在的组织购买和使用。有关部门应逐步建立教辅材料审定准入制度或推荐引导制度。应尽快落实责任部门，建立审查标准或推荐标准，健全制度，形成教辅审查目录或推荐目录。

　　人们普遍认为，改变目前应试教育生态，逐步走上素质教育轨道，是目标，是方向，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治理教辅乱象，也应充分考虑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对于教辅乱象,决不能放任自流、“无为而治”，当务之急是政府有关部门拿出切实举措，遏制教辅泛滥势头，让孩子们的书包变得轻一些、“净”一些。(记者 袁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