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地位卑微、工作繁重，却从不忘教书育人的天职；他们收入微薄、生活清贫，却从未减少对教师职业的热忱。最近，记者采访了已创办10年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凌智小学，为老师们在简陋办学条件和艰难生活环境下的坚守深深打动。他们是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这个特殊群体的代表。

　　生活窘困 身份尴尬

　　在武汉市江汉区汉兴街新松里社区，记者找到了凌智小学。学校400多名学生，分为6个年级，在租借来的一栋5层楼房上课。学校没有校园，没有操场，屋顶和街巷是学生们的活动场地。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这所简陋的学校被人们称为“屋顶”小学。

　　凌智小学有17名教师，大部分是农村民办教师和武汉市的退休教师，此前都有着10年以上的教龄。他们目前的月收入在700元到1000元之间，生活普遍比较窘困。

　　今年53岁的朱中繁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还兼任六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老师。他的妻子刘桂先也是凌智小学老师，教一年级的语文。作为最早加入凌智小学的人员，他们夫妻二人已经在这儿执教10年了。

　　朱中繁夫妇的家离凌智小学不远。从凌智小学出门，穿过一个喧闹的菜市场，一拐弯，就到了他们租住的房子。刚进门是兼带走廊的厨房，里面是隔起来的两间不足6平方米的房间，没有什么家具，却显得很拥挤。朱中繁告诉记者，来武汉10多年，他们搬了几次家，在这儿已住了5年，是时间最长的了。

　　王喜平原在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一所村小教书，2004年来到凌智小学。去年，老家王家河镇太阳村换届选举，王喜平被推选为村妇女主任，但放不下孩子们的她还是选择继续留在凌智小学。王喜平现租住在妹妹家，妹妹照顾她，每月只收租金200元。

　　今年44岁的刘建佳老师原是湖北省嘉鱼县一个国有农场的民办老师，2004年春季开学时来到凌智小学。刘建佳老师的家搬了几次，现在租住的一室一厅，每月300元房租。房间里除了两张床，就是一摞摞装着衣物的纸箱。一部电视机是从家电修理摊上花200元买来的，冰箱是最好的家电了，是女儿10周岁生日时亲戚们合送的。

　　刘老师对记者说，生活苦点倒也没啥，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紧日子过惯了。尴尬的是他们现在的身份——既不是公办老师也不是民办老师，成了漂在城里的一个群体。

　　双重责任：“既当老师又当妈”

　　虽然老师们工资微薄，但他们对自己的职业都充满了敬畏，一丝不苟地培养、教育着一个个农民工子女。

　　学生的家长们来自河南、湖南、安徽、青海和湖北农村，基本都是在附近的建材市场、火车站打工，有当搬运工的，有擦皮鞋的，有卖菜和摆早点摊的。他们每天都早出晚归，为生存奔忙，对孩子的教育根本顾不上。凌智小学创办人孙红枫校长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们就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当好孩子们的“业余保姆、业余妈妈、业余警察”。

　　王喜平老师说，有些孩子的基础差，坏习惯多，而且流动性大，很难管理。她所教的学生，没有一个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的，或中途转来，或中途转走了。有一个孩子上周五还在上课，可这一周有三四天都不见人，她着急了，四处打听，原来已经被家长转回乡下了。

　　她告诉记者，这一带治安情况复杂，孩子们很容易学坏，因此自己不仅要教课，还要管好学生，矫正他们的行为习惯，使他们免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记者采访时，正碰上潘翠珍老师去家访。原来，一个叫何涛的学生两天没做作业，听同学说他放学后就去上网。潘老师带着几个同学，这会儿正准备到何涛家附近的网吧去找他。

　　潘翠珍是武汉市退休语文教师。在36年的教学生涯中，她曾多次获得优秀教师、先进班主任的荣誉称号。她在退休之后加入了凌智小学，不仅教四年级的语文课，还兼教一至六年级的音乐课，每周平均要上24节课。因为课程多，潘老师往往是上完一楼的课就奔向二楼，完后再奔向三楼。但潘老师说她很享受这样的忙碌：“因为喜欢教育工作，这也算我的一个精神支柱，而且农民工的孩子更需要关心啊。”

　　有一次，潘老师在过马路时被一辆飞驰而过的摩托车撞倒，腰部、腿部、胳膊淤青一片。去医院检查完，她就执意要回学校给学生上课，校长和同事们怎么劝都不行。她说，如果一天不去，孩子们就没人管。校长拗不过她，只好派两个学生照顾她，让她回到了教室。

　　“我们学校确实条件不好，但不能因为教学条件差，就不对学生负责任，”刘建佳说。没有教具，老师们就亲自动手做。最难教的是科学课，因为许多实验都没办法做，孩子们显微镜没见过，滴管、烧杯没见过，放大镜还是老师从小摊上买的。讲化学反应，比如铁是如何生锈的，只能讲理论知识，这样老师就要多下点工夫，争取通过讲就能让学生真正理解并接受。

　　刘老师说，当得知自己教过的学生考上了重点中学，或获得奥林匹克竞赛奖时，自己感觉最欣慰。

　　后顾之忧：“老来怎么办？”

　　凌智小学的老师除了几百元工资，享受不到其他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记者采访时，老师们大都流露出这样的担忧：“老来怎么办？”

　　王喜平感慨地说，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职称没得评，不过即使评了职称也没有什么用。关键是没有社保，老了成问题。有时想起来心里真不平衡，我们和公办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呢，甚至吃的苦更多，付出的更多，待遇为什么就两样？

　　王老师再三说，苦一点没关系，现在的苦都不算苦。最希望的是有一天，有关部门能帮助解决社保问题，让我们老有所养。目前，大家都还守着这个“没有希望的希望”！　

　　刘建佳老师说，我们曾算过一笔账，将以前的社保一次性补起来要3.7万元，到哪里去凑这么多钱啊。希望有关部门能从实际考虑，将以前的社保补起来，建立一个社保平台，此后就自己交。他说，前年有一个说法，市里、区里出一点，学校出一点，老师自己出一点，要办社保了，可现在没个音讯了。

　　朱中繁说，他曾经对校长提过社保的事情，但孙校长说自己办这个学校已经不容易，实在无力解决大家的社保问题。

　　孙红枫校长对记者说，办这个学校真难啊，经常想到打“退堂鼓”。特别是去年房租翻一番后，就到处找房子搬迁，一个暑假都没休息好。要是这个学校不办了，几百个学生怎么办，而且现在很多社会人士都在关心凌智小学。“不能对不起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学生，也不能辜负社会的关爱，不能让他们失望！”

　　孙校长希望政府部门和社会更加关心农民工子女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们，特别是老师们多年遗留下来的社保问题，没有政府的关心支持是很难解决的。此外，她还希望市里对农民工的一些优惠政策，能惠及学校的老师们。比如朱中繁老师，在武汉打工都10年了，培育了一茬茬农民工子女，完全可以评上武汉市优秀农民工。如果那样，朱老师就可以在经济适用房等方面得到照顾。 (俞俭 闫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