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燕波

　　在我国总体人力资本水平不高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本应不成问题。然而，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却日趋严峻。一方面，政府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多数大学生的求职心态已相当务实，认同先就业后择业的价值观，薪酬预期一降再降。那么，为何大学生就业还这么难呢？

　　金融危机加重大学生就业难度

　　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上升。2001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为115万，2002年为145万，2003年为212万，2004年为280万，2005年达到338万，2006年为413万，2007年为495万，2008年为558万，2009年为610万。据教育部统计，2001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为34万人，2005年增至79万人，2007年与2008年毕业的大学生分别还有100万人和15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如果2007年与2008年的未就业学生与2009年61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一起竞争工作，这个数字将高达860万。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仍然严峻。

　　2008年9月以来，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它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市场业务的缩减，二是国内市场需求受影响。这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数量矛盾更加突出。金融危机导致出现的失业属于“周期性失业”。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2009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保八”，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可依靠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800万个就业岗位，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相对2400万劳动供给数量而言，劳动力市场仍然要面对严重供大于求的现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还存在一个“滞后期”。这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会表现为由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由外向型企业转向各类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向规模以上企业、由农民工转向城镇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劳动供给数量与劳动需求数量上不平衡可能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大学生作为职场新人显然更易受冲击，从而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凸显出来。

　　重视总量失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时下有一种看法，将大学生就业压力推责于大学扩招。其实不然，扩招虽然带来大学生就业压力，但扩招后的大学生即使不读大学，一样要就业。目前，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与我国13亿的人口总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我国大学生数量远远没有过剩。西欧国家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都在35%以上，而且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就业难问题。那么，为什么我国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大学生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

　　与大学生就业难相对应的，是技校生职场的走俏。但技校、职校不可能替代大学教育，当大学毕业生纷纷回潮读技校寻找就业出路时，拷问的则不是教育体制，更深层次折射出的是当前经济结构的问题。目前，我国一些重要产业仍停留在资本与劳动双密集阶段，“世界加工厂”吸纳的劳动力是蓝领工人，对大学生的需求有限。相应的是，社会上需要大学毕业生从事的白领岗位需求不足。这个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完善，特别是第三产业不够发达造成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该比例达到60%甚至70%。我国很多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且这些企业本身抗风险能力不强，所以，金融危机给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了很大压力。从长远来看，只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能解决更多大学生就业，当生产和消费达到了均衡，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便都能提供就业机会。当我国产业不再高度依赖于外向型，而形成自己完整的产业链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就可能得到缓解。

　　就业市场中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经常是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又抱怨招不到满意的人才。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业难说明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但在我国，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从制度层面分析，大学生就业难既是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矛盾的体现，也是高等教育市场上供求双方的行为所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还较为落后，社会对高等教育有强烈需求，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不高；另一方面，由于配置不合理，本来不足的高等教育供给又出现了大量资源被浪费。现在，大学生就业的供求矛盾主要表现在，毕业生的专业结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学历层次，甚至就读院校等不适应市场需求；毕业生的择业倾向与技能不适应市场需要；毕业生的择业期望值与用人单位要求不一致。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了非自愿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

　　关注就业难派生的新问题

　　大学生就业难，会派生出不少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容易形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转变，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分配制度改革将大学毕业生推向了市场。大学毕业生成为了一种资源———人力资源，在就业市场上也要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影响，要通过使用价值和价值来判断，与供求关系紧密相连。就业状况的变化，对培养大学生、实施高等教育的高等学府提出了新要求，也对社会应对措施提出了新考验。

　　当前，即使将大学生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绝对数量上依然会有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流入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根据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冲突是随着“准群体”转化为“显群体”而最终爆发的。原来的失业大学生可以说是社会冲突形成过程中的“准群体”，他们把失业主要认为是自己的原因，没有共同的利益认知，整个群体处于一个松散的聚合状态；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已经开始把失业的原因集中认知为社会因素，并且开始有了共同利益的认识。大学生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具有明确的利益要求，年龄又不大，容易冲动。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的保障问题，是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的。

　　其次，扩大教育差距甚至社会差距。在我国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大学毕业生从事一般性工作的几率开始增加，这与传统的就业观相背离。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对于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绝对是高投资。一些家长认为，好不容易把孩子供出来，就是为了将来能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待遇，这才对得起多年的苦读和家庭的投入。对于贫困大学生来说，并不是因为原来经济条件不好，就更容易接受或暂时接受不理想的工作，相反，一定程度上他们会更多地考虑到读书的高成本要求必然的高回报。因此，他们面对的社会压力与心理压力更大。根据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一个行动的发生，是行动者通过交换的方式对资源进行调配，最终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如果投资没有产生回报，势必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入，一些青少年将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基础教育。这不仅对我国社会的总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会拉大社会差距。

　　总的来说，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必须更多地依托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政策来加以实现。一是，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发展高端产业和第三产业；二是，提高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使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求得平衡。此外，要强调的是，进一步减小对社会成员流动性的限制，不仅会促进大学毕业生择业的自主性、能动性，而且会使就业的空间变得更加广阔。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