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更注重“质”的评价

　　羊城晚报：现在大陆高校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是怎样的？

　　朱寿桐：现在很多高校在进行学术评价时，一般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发表的数量，一是看发表刊物的档次。

　　羊城晚报：这种评价合理吗？存在什么问题？

　　朱寿桐：不合理。首先，将学术量化是不科学的，而应该以“质”的高低、贡献的大小、创新的程度来评判学术的高低，这也可以说是学术评价的理想状态。其次，由于自然、人文科学的快速发展，致使我们某方面的专家无法从质量、创新等方面对其他的学术成果做出全面、客观的权威评价，因此，学术质量的把握可以说越来越难。对学术刊物进行档次的划分，可以看出管理层试图通过刊物等级把握学术质量，意图是好的。但是，这中间又出现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即高规格的期刊发表的论文并不一定是高质量的，相反，高质量的论文也可能没有发表在高规格的期刊上。

　　羊城晚报：注重"质"的评价，有没有较为成功的先例？

　　朱寿桐：有啊，有一些著名大学，他们对个人进行评定时，并不非常看重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要求每人申报一篇代表作，且并不关注文章发表的刊物档次。这种不重数量、不重发表档次的做法展现了学者对学术创新、自我评价认定的自信心，回到了学术的最本源，也恢复了学术的自信力。

　　羊城晚报：除了呼唤学术伦理的回归，学术规范有没有可以更具体可操作的手段呢？

　　朱寿桐：根本的学术规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学术伦理的自觉。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可操作的手段。比如强调注释、参考文献的规范性、准确性；另外，采用防抄袭软件，这在国外早有应用了。但这些仍不过是消极的防范，对于有意的抄袭来说，抄袭实在是防不胜防的。

　　不妨再次取点“经”

　　羊城晚报：您近两年一直在澳门大学执教，且有过多次海外讲学和交流的经历，对港澳台地区及国外的学术现状应该有较为切身的感受，他们的学术规范现状如何，会经常发生类似学术抄袭的事情吗？

　　朱寿桐：我并不想将境外和国外的学术现状理想化，他们那里的学术也并非一块净土。但是，这种学术抄袭、造假事件确实很少发生。

　　羊城晚报：发生较少的原因是什么呢？

　　朱寿桐：首先，他们的学术判断与我们不同。这从他们聘请人的机制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以数量为衡量标准，而是看个人的学术基本水平达到什么高度，根据代表作进行衡量。一般情况下，他们要求个人提供3到5部代表作，然后匿名发给同行专家，期望他们做出水平判断，这种做法就是进行学术质量的评估。

　　也许你会问，怎样才能保证同行专家评价的公正性呢？是的，不排除有不公正的现象存在，但外面的学术评价那种人为的不公正显然比我们内地少得多。这只能用外面的学术文化传统来解释。境外和国外的学者，我说的是那些出身正派、学术名望高的学者，他们非常爱护一种属于学者的自尊、自信力、荣誉和名望，遵守学术伦理规范已经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一部分。不管是论文写作还是学生推荐，他们都可以将责任负责到底，这样一来，在作出学术评价时人情的成分就非常低了，而更注重了“质”的高低。相比来讲，内地经历的革命较多，学术建设有时被迫中断，学者尊严经常受到挑战，类似的学术传统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虽然现在我们的环境得到了改善，状况不断好转，但是，由于历史影响的深重，内地学者对于学术诚信的重视并不那么高，对自己学术的自信力也不那么高，那么责任感也就没那么高。我有比较深的体会，在境外，动笔写学术评语就比在内地谨慎很多。

　　另外，回到学术规范的话题上说，境外和国外的学术论文往往规范要求比较严，比如正规的学术论文前都须有一个综述，在综述中列举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列举不当或不完全就很容易暴露出问题，如果这时候再抄袭的话就很容易发现。

　　羊城晚报：国内发表的论文没有综述吗？

　　朱寿桐：一般的论文比较少，特别是版面有限的情况下，刊物一般都会将这些综述删掉。这确实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硕博士论文以及著作中写好综述，在刊物上发表便有些困难。

　　羊城晚报：综合您的意思，学术规范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归结到对于遵守学术伦理的呼唤，这岂不是有点悲观？

　　朱寿桐：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也许我这样说了，就会有人看了脸红，但我觉得脸一红，就已经是有进步了。如果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意识到学术伦理与人生道德一样重要，大家在学术问题上都有一种学术伦理的约束，学术抄袭的问题可能就会少很多。(记者 吴小攀 实习生 张丽凤)